“飞虎将军”陈纳德与“山西王”阎锡山
援华抗日成英雄
1890年9月6日，陈纳德（全名克莱尔·李·陈纳德，英文名Claire Lee-Chennault）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康麦斯镇。1917年毕业于美国克立佛航空学校。他酷爱航空，飞行技术十分高超，醉心于战斗机独立作战，并担任轰炸机护航任务的空战理论研究，颇有心得和创见；但他生性耿直、粗犷，不拘小节，甚至固执己见，经常冒犯上司，因而为美国陆军航空部所不容。1936年，已有20年航龄和8个子女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退役。
因某种机缘，在美国不得志的陈纳德，却受到中国空军司令毛邦初和中国国家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女士的赏识，他被聘请为中国国家航空委员会顾问。
1937年夏，陈纳德抵达上海，按合同约定，对中国进行考察。当踏上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土地时，陈纳德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爱恋。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一个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在3个月的考察中，陈纳德遇上了“七七事变”爆发。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獗、凶暴，以及中国人民的危难、悲惨，正义的火焰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他不再充当旁观者搞什么考察，而是像一个在职军人一样，立即义无返顾地投入中国军民的抗战洪流。他夜以继日地参与制定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主持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同时亲自驾机升空参加对日作战。
在平津、上海、无锡、苏州、安阳、太原等城市相继落入敌手之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陈纳德也奉命进驻昆明，他驻在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的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前身为昆明航校），身份是空军顾问兼战术教官。
在陈纳德的“调教”下，中国空军飞行员的素质大有提高，不仅接受了一些关于空战的新观念，而且掌握了一套克敌制胜的崭新技战术，在对日空战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山西运城是华北日军的重要侵略基地，在运城机场集结有日军的大量飞机，时常出动四处轰炸。陈纳德一直将运城机场列为打击重点。1939年7月的一天，加拿大华侨飞行员马俭进等8名中国空军飞行员奉命突袭运城机场。他们从成都起飞，在崇山峻岭间低空穿行，然后突然出现在运城上空，选择敌人的重型轰炸机作为打击目标，3机咬尾，以迅猛之势鱼贯俯冲，高速低空投弹。日军猝不及防，顿时乱成一团，30余架重型轰炸机顷刻间爆炸起火。这场闪电般的袭击，对日军是一次严厉的惩罚，而对于已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国共双方都是巨大的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陈纳德深知中国空军的力量还是十分薄弱的（号称拥有500架战斗机的中国空军，实际上只有90来架飞机可以勉强参战；而在抗战爆发之后的历次空战中，这些飞机已消耗将尽），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日本空军抗衡。于是，他萌发了回美国招募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念头。这与蒋介石夫妇的想法不谋而合。1940年7月，英国向日本妥协，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大西南后方的“生命线”。8月，日军入侵印度支那，每天以100—150架次的规模对“陪都”重庆进行狂轰滥炸。蒋介石心急如焚，急召陈纳德到重庆，一见面就说：“你必须立即去美国！”使命很简单：要飞机，要飞行员！
正患气管炎的陈纳德二话没说就承诺下来，立即同空军司令毛邦初启程赴美。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周旋，终于取到可喜成果。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终于发布了一项没有公开的命令，准许陆军、海军的预备役军官和应征人员加入志愿队。民间的招募活动更是搞得热火朝天。1941年6月9日，第一批志愿队员乘坐运输机启程来华；第2天，第二批志愿队员乘荷兰轮船驶离旧金山。陈纳德带着自信的笑容回到中国。他说：“我第一次对于打击日军的战斗怀有信心，因为我用以击溃日军的所有东西均已如愿到手。”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严格训练，一支由250余名志愿队员组成的反法西斯空中力量———“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于1941年8月1日宣告成立。陈纳德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军衔，担任总指挥、大队长。每架飞机的机头上，都被画上了张开利牙的鲨鱼大口。而部队的徽记，则是一只身上长着双翼的飞虎，正在跃过一个代表胜利的大字母V。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飞虎队”。有人戏称它为“杂牌军”，但谁都承认它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空军部队。其成员虽然有些自由、散漫，但个个生龙活虎，身手不凡。
从此后，气焰嚣张的日本空军终于遇上了“勊星”。12月20日，“飞虎队”自缅甸东瓜基地移驻昆明后，第一次“发威”，一举击落了进犯昆明的日军10架轰炸机中的6架，另外击伤两架使之在逃窜途中坠落，只有1架侥幸逃回基地，而“飞虎队”自身无一损失。接着，“飞虎队”在陈纳德的率领下，以保护重庆为重点，组织起数道防护网，同时加强对日本飞机的远距离拦截，使之无法随意进入重庆、昆明等地进行空袭。根据战略需要，为保证滇缅公路通行无阻，陈纳德指挥“飞虎队”第3中队开赴缅甸仰光，和英军协同作战。在仰光上空浴血奋战10个星期，以不超过20架可用的P—40C战机，与千余架敌机周旋，打了31次遭遇战，共击落敌机217架，损失比例为1：14。
1942年2月中旬，中国远征军10万人入缅作战，“飞虎队”紧密配合。在5月的怒江保卫战中，“飞虎队”将集结在怒江西岸的日军装甲车队和步兵打了个七零八落，扼制住他们继续前进的势头。据统计，从1941年12月首次作战，至1942年6月底，“飞虎队”用不满100架飞机，作战120次，共击落日本飞机299架，击毁日军地面卡车122辆，仓库15座。连日本空军都怀着敬畏的心理，称“飞虎队”为“光荣的敌人”。6月下旬的一天，日军派一架飞机到桂林机场上空散发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提出挑战。定于6月28日下午3点在桂林上空，双方进行一场公开竞强的决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诡计或圈套，只有了解日本人性格的陈纳德认为这是真的，于是决定接受挑战。那天，日方出动了60架飞机，陈纳德组织了2个飞行中队迎战。日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飞虎队”战术灵活，陈纳德特别向“飞虎队”队员强调：不要让敌人把我们逼入困境，不要同敌人硬拼，一旦形势不利就赶快冲出战场，不必为此而感到羞愧。战斗进行了十几分钟，结果以飞虎队击毁14架敌机，而自己只有4个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而胜。
1942年4月下旬，由罗斯福总统建议，陈纳德被晋升为准将，从此他有了“将军”的头衔。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中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改编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收归美军建制，仍由陈纳德准将担任总指挥。人们仍习惯称之为“飞虎队”，而称陈纳德为“飞虎将军”。“飞虎队”继续贯彻陈纳德的空战理论和独特的技战术，集中主要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港口、码头、船只、机场、仓库等军事设施和装备。在空战中，还大胆地把没有夜航设备的P-40战斗机当夜间战斗机使用，靠日军轰炸机排气管喷出的火焰来确定其方位，成功地拦截在夜间来犯的敌轰炸机。在运送困难、补给不足的条件下，“飞虎队”创造了辉煌的战绩：9个月里，共击落敌机149架，自己仅损失16架飞机。
1943年10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担任司令。“美国第14航空队”继续在对日作战中谱写着光辉的篇章：主动出击轮番轰炸长江和北部湾的日军船只，袭击汉口、广州、香港的日军机场、码头，袭击台湾新竹日军机场和停泊在基隆港的日军舰船，……。基本上掌握了制空权，结束了日军飞机在中国上空为所欲为的局面。在配合中国军队保卫衡阳的战役中，“美国第14航空队”从1944年5月26日到8月1日（衡阳失守前夕），共出动作战飞机5287架次，投弹11640吨，炸毁日军卡车595辆，炸断桥梁14座，炸沉日军大小船只1000余艘，击毁敌机114架，自己仅损失43架。连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哀叹说：“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
在同日军的斗争中，“美国第14航空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7个中队、1000架飞机的强大空中劲旅，活动范围也从内陆扩展到沿海，从南疆延伸到北国，甚至在越南战场、缅甸战场都可以看到他们矫健的身影。1945年2月21日，陈纳德将军指挥“美国第14航空队”再次对占领山西运城的日军发动袭击。14架野马式战斗机从西安起飞，越过黄河，突然出现在运城上空，对日军云集的火车站和飞机场进行轰炸和扫射。在重创日军的同时，航空队员约翰驾驶的飞机不幸被日军炮火击中，坠落在运城县（今盐湖区）南李村的农田里。当时只有14岁的村民姜士文冒着被日军杀害的危险，将飞行员约翰的遗体秘密掩埋，并暗暗地把他和自己死去的亲人一起祭祀，成为中美人民战斗友谊的一段佳话。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美国第14航空队”共击落日军飞机1634架。在对日作战的最后几个月中，航空队每天出动飞机达3000—4000架次，。“飞虎将军”和“飞虎队”的名声可谓“如雷贯耳”。各地媒体记者纷纷到总部采访；美国出版商不断来找陈纳德签约；返回美国的飞虎队员纷纷执笔写书，有的书还被好莱坞买断了电影拍摄权；纽约市甚至出现了一个“飞虎协会”；冒名顶替的队员也在新闻媒体上露面；……。而早在1943年12月，美国著名《时代》周刊就抢先一步，以陈纳德将军的画像作为杂志的封面：一张布满皱纹的老树皮脸，一对蔑视一切的黑眼睛，一个刚毅的微微上翘的下巴，背景则是长着巨翼的飞虎。
然而，正当陈纳德和“美国第14航空队”的事业处在高峰时，挫折也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些一言难尽的原因，一堆难以解决的矛盾，迫使他于1945年7月8日违心地向军方递交了辞呈，伤心地结束了他在中国鏖战8年的抗日生涯。而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
1947年12月21日，57岁的陈纳德将军在美国办妥了离婚手续后，在上海与22岁的中国姑娘、中央通讯社记者陈香梅小姐结为伉俪，从此成为中国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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