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最后一名赴日诉讼慰安妇张先兔昨日安葬

    上海香港爱尔兰友人送葬日本两机构发来唁电

　　11月20日上午11点，张先兔悼念仪式在老人儿子的院子里举行。被誉为“中国民间慰安妇调查第一人”的张双兵主持了悼念仪式。参加仪式的人群中，除了老人的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媒体的记者，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陈丽菲、香港爱心人士李美娜、来自爱尔兰的瑞莲女士、电影《大寒》剧组等。

　　 日本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实行委员会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石田米子发来唁电：“惊悉张先兔大娘去世，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虽然年老体迈，但依然顽强地活着、战斗着……是张先兔大娘教会了我们许多，让我们去认真思考历史，鞭策着我们前行，谢谢您！倘若有天国，您一定会在那里笑颜面对疼您、爱您的老伴和您的长子。九泉之下，祝您冥福。”

　　 日本查明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查明会）共同代表石田米子、加藤修弘在唁电里说：“张大娘走了，但大娘为挽回自己的尊严而勇敢战斗的形象深深镌刻在我们心中……是张大娘给了我们勇气，让我们不断反省，去重新认识历史，认识自己。我们从大娘身上学到了许多，我们也会将大娘的人生和心愿牢牢记住，告诉世人，并继续战斗下去。”

　　 陈丽菲是代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场来送老人最后一程的。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为了开启慰安妇这一段被抹去的历史真相，十几年里，他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他登上东京、海牙、华盛顿等城市的讲坛，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呼吁资助曾被迫做慰安妇的老人；他不辞劳苦，每年专赴日本参加法律诉讼，为受害老人索求赔偿；他写成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11月20日中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决定出资为14位逝去的慰安妇老人制作统一的墓碑。

　　 香港爱心人士李美娜是“历史监察网民自发”的召集人，她多年自发到内地探访慰安妇。今年中秋节，李美娜连续第二年探访张先兔，送上慰问金、御寒衣物及港式月饼，并认老人做自己的干妈。老人逝世后，她也专程赶到盂县，为老人送葬。

　　 来自爱尔兰的瑞莲女士，去年举办关于慰安妇受害图片展活动时与张先兔有过接触。11月20日，她利用在北京参加活动的机会，专程赶到盂县送老人一程。

　　 11月20日下午，盂县西烟镇西村的西面，张先兔老人和丈夫合葬在了一处。

　　16名受害者分三批向日索赔

有资料显示，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

　　 盂县地处我省东北部，抗战时期是抗日游击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也正因此，日军在盂县到处烧杀抢掠。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重大惨案达23起，全县有10199人被杀害，致残重伤者达508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有9077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据调查，当时盂县有千余名妇女被侵华日军通过暴力手段沦为慰安妇受害者。

　　 1992年12月，张双兵第一次见到张先兔，距今已经整整23年。在他的开导下，老人讲出了对子女都不曾说过的那段辛酸往事。

　　 1992年12月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起来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

　　 1995年起，16位盂县籍慰安妇受害者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那次诉讼。

　　 山西第一批慰安妇诉讼是在1995年8月7日。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公布了自己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经历，正式委托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妇问题谢罪，并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的损失，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2001年5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四名原告要求的判决，当年6月21日，原告又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4年12月25日，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在开庭后不到一分钟，便驳回了原告长达九年的诉讼请求。紧接着，原告又向日本最高法院进行上诉。

　　 山西第二批慰安妇诉讼是在1996年2月，侯巧莲（于1999年5月病逝，由其子女代为诉讼）和郭喜翠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2002年4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的索赔诉求。随后，原告和原告律师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山西第三批慰安妇诉讼是在1998年10月30日，万爱花、张先兔、赵润梅、王改荷等10人，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了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在2003年4月24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尽管认定了当时日军的“卑劣蛮行”，但是驳回了原告的索赔要求，仅在其附言中“期待”有关方考虑战时性暴力受害的悲惨状况及其特殊性等，尽可能予以救济。原告方面随即提出上诉。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日本侵华战争性暴力中国受害者(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二审判决中，支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以现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已丧失为由，驳回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掳做慰安妇的郭喜翠等人的诉讼请求。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山西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老人遗愿：“继续替我打官司！”

相比很多慰安妇被亲人遗弃、无法生育，婚姻和家庭生活都无比凄凉的惨状，张先兔的境遇算是好的，育有两子的她，和老伴郭妹栓相依为命。几年前，老伴离她而去。去年3月，老人的大儿子也去世了，这对老人是一个沉重打击。

　　 张先兔儿子郭艾民说：“我妈的身体一直非常不好，常年药不离身，随着年纪的增加，又患上了肺气肿、心脏病，每天都要吃一大把药！”

　　 40多天前，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严重时甚至无法自主呼吸。为了不给本就不富裕的儿子增添麻烦，老人坚持不去医院。临终前，她对儿子说：“继续替我打官司！”

　　 面对母亲的离世，郭艾民难掩悲痛：“二十年了，我妈没有等到任何的谢罪和赔偿。其实，再多的赔偿都无法弥补她这几十年来所遭受的痛苦和委屈。我妈这一辈子过得太苦了。作为儿子，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为她把官司打下去。”

　　 “即使在病重期间，老人挂念的还是对日索赔、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事情，一次次嘱咐我，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张双兵说，“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如今，对日本政府索赔起诉的三批16位老人全部离世，把遗憾带进了黄土。老人的去世，意味着历史证人又少了，是对我们对日索赔工作的极大损失。随着老人的去世，从法律层面来说，对日索赔已经没有办法了。不过，我和受害者家属对日的维权抗争不会结束。现在，很多去世的受害者家属都和我保持着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坚持的力量，为身心饱受摧残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交代。”

　　 这两年，张双兵参加最多的就是葬礼：“参加一次，难受一次！”一次次目睹老人们离世，张双兵很痛心，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历史，从而获得更多人的宽容：“败诉不等于失败，虽然老人们都相继离世，可以预见的是索赔之路会越来越艰难，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为这些故去的老人讨个说法。16位老人已经抱恨离去。但她们在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之后挺身而出的抗争，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她们用自己的血泪经历呼唤世界和平，她们的努力必将载入史册。”

　　 今年5月，张双兵参演了电影《大寒》：“拍电影，也是留下证据的一种方式。电影取名《大寒》，是因为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冷的时节，过了大寒，春天就不远了。”

　　 张双兵说，目前我省健在的慰安妇受害者还有10人，其中盂县1人（94岁的曹黑毛），武乡县6人，阳曲县1人，沁县2人。而对日诉讼的老人中，目前海南省还有三位健在。

　　山西16位赴日诉讼索赔的老人去世时间

南二朴

　　 上世纪70年代去世。1998年，其养女走上日本法庭出庭作证。

　　 侯巧莲

　　 1999年5月11日去世，享年71岁。

　　 杨喜荷

　　 1998年11月去世，生年不详。

　　 杨时珍

　　 2002年9月去世，享年78岁。

　　 赵存妮

　　 2004年去世，享年81岁。

　　 王改荷

　　 2007年去世，享年97岁。

　　 高银娥

　　 2008年1月14日去世，享年83岁。

　　 赵润梅

　　 2008年1月19日去世，享年83岁。

　　 刘面换

　　 2012年4月12日去世，享年85岁。

　　 尹玉林

　　 2012年10月13日去世，享年90岁。

　　 周喜香

　　 2012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87岁。

　　 郭喜翠

　　 2013年7月23日去世，享年86岁。

　　 万爱花

　　 2013年9月4日去世，享年84岁。

　　 陈林桃

　　 2014年1月29日去世，享年93岁。

　　 李秀梅

　　 2014年4月10日去世，享年86岁。

　　 张先兔

　　 2015年11月12日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