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近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人民网、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主办的“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  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座谈会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

  “加强文化立法，依法管理文化是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文化领域的法制建设，为依法管理文化指明了方向。”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立座谈会上表示，在经历长期立法滞后以后，中国的文化立法开始驶入快车道。

  文化立法刻不容缓

  近年来，我国文化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著作权法》进行了二次修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及其他一系列部门规章相继出台，但相对经济、社会、教育、卫生等领域，文化立法仍然相对滞后，诸多文化领域尤其是新兴文化领域仍存在法律空白点，文化立法的数量、覆盖面和立法层级都明显不足。

  有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8月，我国立法总数约3.8万件，其中有关文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数量约1042件，占全部立法的2.7%。其中文化领域法律约占全部现行法律的比例为1.68%，与之对应，经济领域法律、政治领域法律、社会领域法律和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分别占全部现行法律的比例为31.5%、52.1%、7.56%和7.56%。在建设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四位一体的特色法制体系进程中，文化立法成为短板。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法制处处长蔡萍认为，文化领域的立法难度比较大，周期普遍比较长，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工作。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的过程中，要统筹考虑涉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法律体系的整体设计，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

  “构建文化领域的法制体系要先理顺三对关系，即文化和国家、文化和法制、文化基本权利和政府责任的关系。我们应该在尊重文化特性的前提下，注重对文化的保障和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喻文光说。

  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国家发展的软实力。文化立法的精髓在于找准法的原则性和文化的灵活性之间的平衡点，而这也正是文化立法的难点所在。

  “文化立法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特别要重视凝聚各方共识，尤其是文化领域精英人士的共识，还要发挥文化领域部级协调会的作用，在工作环节上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加快文化立法的进程。”国务院法制办科教文卫司副司长张耀明说。

  文化立法特殊要求多、难度大，但并不是不可能。从国际上看，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在公共文化发展和建设上都走了一条法制化道路，即通过制定相关法律，确定国家发展公共文化的基本政策，保障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支持社会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明确公共文化单位的法律地位、义务责任等。

  加快文化立法既是与国际接轨的需求，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需求。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高宏存提出，在文化立法的次序安排上，要坚持“先易后难”，在立法的层次上着眼于“前疏后密”，在文化立法的时间效用上讲究“缓急并济”的策略和原则。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的过程中，要着眼于文化权益的保障问题和文化发展问题，同时要注重保障法与部门性法律、专门性法律的衔接和对应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说，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应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公民文化权利的界定；二是依宪治国和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关系；三是文化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成；四是规划文化法律制度既要考虑重点行业，也要考虑重点领域；五是改进文化立法的程序，扩大公民参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千呼万唤始出来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这个法律体系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为了不断完善这一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指示，终于为文化立法完成了顶层设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于依法治国做出了系统的、完整的决定，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种追求和努力。文化的立法和执法是这种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文化领域里的重大问题、长期问题和普遍问题，求助于法律、法规，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表示，文化法律制度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其主干落脚在公共文化、文化产业和互联网传播三个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得以实现，得以满足。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将开启依法治国的新局面，文化领域将逐渐摆脱无法可依的窘况。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认为，要抓住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契机，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定为突破口，加快完善文化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要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规律的把握，还要加强对公共文化法律体系的研究。

                    (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中国文化报实习记者    高庆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