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徒四壁无钱申诉 关注山西"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我害怕因为自己经济能力不足，不得已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辜负了她们临走前的心愿。”

    入冬一月有余了，居住在山西太行山深处的62岁老人张双兵才生起供暖的土炉。他说，这样能节省点钱去韩国联合那里的关注“慰安妇”的组织，一起和日本人打官司。

    然而，对于近两万的开销，压缩生活费省出来那一点，仅仅是杯水车薪。今年8月第一次去韩国，已经花过一笔开销。对于12月20日启程日期，这个一年只有3万多元工资的农村老人，有些无奈。

     5次赴日替“慰安妇”受害者讨公道

    如今的张双兵须发皆白，仍在四处奔走。

    1982年的一天，出生于山西省盂县羊泉村的农村教师张双兵，在前往学校的路上，被一个老年女性的人生经历触动，发现了自己毕生的使命，并用此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将一个尘封已久的“受害者群体”，带到民众的印象中，成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招的随军妓女和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 据估计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或被掳掠，或被强迫在“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证据显示慰安妇除了被用作高强度的性奴隶外，还要遭受性病的毒害，有的由于多次堕胎造成终身不孕。日军投降离开中国后，大部分“慰安妇”将历史伤痛深埋心中，不愿提及往事。

    今年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众多无法安息的战争亡魂中，慰安妇的身影也在其间。 然而，拥有类似经历的女性大都已逝，她或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两者皆有之。中国目前健在的慰安妇还有二十几名，大都生活在偏远的山区农村，晚景凄凉。

    而作为抗日战争根据地之一的山西，是慰安妇受害者的重灾区。30多年来，张双兵先后多次到太原、盂县、阳曲、武乡等地调查，走访了120多位受害人、300位慰安妇问题相关联系人，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份控诉书，并连续五次带领她们中的一些人赴日申诉，要求获得赔偿和道歉。然而，她们的诉讼请求被以超过诉讼时效、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为由驳回。

    五年前，58岁的张双兵以60余位慰安妇口述历史的方式，自费将多年的采访记录出版发行，名叫《炮楼里的女人》。

    “她们真的很可怜，历史不能忘记这些无辜者。”33年了，谈及这些往事，他心酸依旧，“‘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

    图为张双兵的家，家中最贵重的物品就是放在小课桌上的那台保存有大量调查资料和书稿的笔记本电脑。中国青年网记者吕玮摄

     民间维权成本高　　家徒四壁遭亲人乡邻质疑

    张双兵站在他有些破败的院子里，不知所措。

    妻子患精神病经常吃药就医、耄耋之年的母亲小病不断、尚未成家的儿子还在读大学、女儿前些年出嫁、还有自己的医药费，张双兵用一年只有三万多元的退休工资，支撑着整个家庭。

    “这点工资这些年真的派了大用场，家人的生活费、河北山西两地之间走访时的路费，全靠它了。”

    他再也没有能力，为家里添新了。两口土窑洞的窗楹吊着漆皮，挂在门口的帘子上打满补丁。屋内水泥地斑驳不平，和妻子结婚时候打制的家具已有近40年历史，老式的29寸彩电是家里较为年轻的摆设。

    一台笔记本电脑，孤零零放在一张已看不清颜色的学生课桌上，与简陋的内饰相比，极不协调。“这算得上是屋里最贵重的东西，里面保存了我30多年来调查走访的资料、书稿。”

    张双兵总感觉对“大娘们”有所责任，私底下还要接济她们生活费用，而自己家却家徒四壁。”经常四处走访，不能照顾家里，家人不支持。村里人都不理解，还有人当面笑话我不务正业。”

    谈起家人与自己一同承受压力，张双兵话音低沉，寥寥几语渗透着满是歉意，“他们跟着我受苦了，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尤其是老母亲和妻子。”

    民间志愿者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时的张双兵，内心依然坚定，只是担心经济能力欠缺。

    今年8月份，张双兵接到韩国相关组织的邀请，前去参加一场名叫“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韩中合作现状与课题讨论”。他犹豫过，但还是拿出仅有的两万块，自费参加了。

    一个经济能力薄弱的农村老人在异国他乡，只能支付起最便宜的交通住宿费用。“在车上只能站着，住条件差的旅馆。”11月底，张双兵又一次接到邀请，犯难起来。

    “不求回报，也不奢望太多”，张双兵无奈地说，只希望她们的遭遇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有善心的人如果帮忙让我能再次到韩国参会，“有钱住宿、坐车、吃饭，足矣”。

    “只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张双兵说，之前认识的上百位老人大多已经去世，所剩无几，目前掌握到的数据只有十多人。而11月份去世的张先兔老人，是去日本出庭作证的最后一名证人。

    “我参加了她们大部分人的葬礼，临终遗言都是‘要公道和道歉’。”张双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尽力了。”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上世纪90年代，当年的外交部长钱其琛的这一句话，在对日民间索赔频发的环境中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然而民间维权成本很高，仅靠一个乡村教师的能力根本不行。

    张双兵叹息着：“想让逝者安息，所以不能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