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与农村联接的"纽扣"——山西"第一书记"履职记
“我们‘面疃儿’村的山泉水质不错，可惜离消费量大的大城市太原太远了，交通成本高。”山西省榆社县西马乡的“第一书记”张晋丽从村里搭车返回太原，途中一路盘点着所驻村的“家底儿”。
作为山西上万下乡第一书记中的一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张晋丽坦言，“早已把自己当成‘村里人’”，而这个毕业不久就考入省直机关工作的年轻人，此前从未有过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山西万名城市干部走入农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地设立的“书记”这一称呼延续至今，“第一书记”称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201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要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重点范围是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
此前媒体发布数据，按2010年确定的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2014年全国认定的贫困村共有12.8万个。按照此次中央选派 “全覆盖”的要求，这意味着近13万个贫困村已配置“第一书记”。当然，这并不是首批“下乡第一书记”，安徽省自2001年开始，从省、市、县机关抽调干部下派到贫困村、后进村担任“第一支书”。河南自2010年起也下派了6000多名“第一书记”。
2015年7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省农委、省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做好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显示，目前全省“两类村”共计9896个。，此次山西选派“第一书记”涉及近万名干部。
据了解，这些“第一书记”主要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而来。按照中央精神，有农村工作经验或涉农方面专业技术特长的优先，涉农部门单位要适当增加选派名额。
久违的“第一书记”称号重新登场，引起广泛关注。但对于农村而言，大部分村民们对这些“外来的和尚”，尚充满期待和质疑的情愫。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来自城市的干部，会与自己长于斯的土生之地，将来有怎样的“化学反应”。
“如果能让村里有所改变，那当然是好了。只是这些城里的干部，能知道我们的难处不？”五台县山泉村的村民马改梅心里没底。
闻见土地与民生：于心不忍
“说实话，一开始感觉懵懵的，不知如何开始。”，不到而立之年的李涛有些困惑。作为山西某国企的一名纪检干部，李涛目前是忻州市五台县一个名为“山泉”的乡村到任的“第一书记”。
所在的山泉村背靠太行山脉，只有村口蜿蜒着的一条土路，是村里与外界仅有的通道。驱车一公里后，再上一个大土坡，才能走到通往县城的柏油马路上。尤其是雪后的冬日，坡上结冰，更鲜有人出入。
由于交通不便，村里没有副业，全村人只能靠田吃饭。大部分农户家的房子，或多或少都有变裂开缝。“刚来时，村民们就招呼我，‘小李书记是不是给我们修房子来了？’？”
山泉村没有村支部，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办公桌，只能带着铺盖卷儿、电脑电视显示器、电暖气和邻村的“第一书记”借宿在那里的老村长家中。每次开会工作，就和村干部们相约，在50岁孤寡老人智秀楼简陋宽敞的家里进行。
“一个班里只有两三个娃，孩子们冻得红扑扑的小手和脸蛋，我不忍心看。”，看到村里的留守学校办学艰难，他有些于心不忍。29岁的李涛出生在一个相对宽裕的商人家庭，求学毕业后直接走上目前的工作岗位，“我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真的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穷的地方。”
晋中市榆社县西马乡北山晕村“第一书记”张建巍与村民一起劳动。记者吕玮摄
“真的很艰苦，六七十岁的村民，依然在田里耕作。相对于城市的老人，他们真的不容易。”，刚刚从部队转业专业，目前供职于山西省红十字会的张建巍一入机关不久，便下乡走入榆社县西马乡北山晕村，在此之前，“农村”只是父辈言语拼凑出的概念。
“善良、淳朴、热情，村民们看起来有些苍老“，这是村里人留给张晋丽的第一印象，“从他们身上，你能看见生活真实的样子，闻见‘地气儿’，体会到什么是‘苦和难’。”
而在同乡的新村“第一书记”燕伟看来，越是热情客套，或许村民们心里还不愿把实情相告。”一开始不可能一下走入他们心里，除非你做的工作能让他们看到，人之常情。“
“进入角色”
天刚亮起床，早饭后赶赴汽车站搭到县里的第一班大巴。颠簸两小时后到榆社县城，再搭便车到乡镇府，然后再骑自行车入村，走家串户。村里没有能力接待住宿，他只能和同乡的几个下乡书记一起住在乡政府。
“咱有部队的底子，这点苦不算啥。”，张建巍说，“只是村里交通太不方便了，大部分时间都消耗浩在路上了。而对于同在西马乡驻村的“女书记”张晋丽，孩子还不到三岁。“每周留在村的晚上，都会想家、念孩子。”她坦言，一开始真的不习惯，“尤其是晚上上厕所，真有些害怕。村里的夜晚漆黑一片，说伸手不见五指，算不上夸张。”
除了生活不习惯外，最难攻克的是“语言关”。山西省外事办涉外管理处的干部燕伟有过三年出国工作的经历，“其实一样的，一开始听不懂，呆久了，都习惯了。”慢慢下来，这些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倍感“乡音亲切”。
“刚刚进入角色吧。”，燕伟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走访农户，筛选贫困家庭，定点建立档案。见面时，他在整理自己的“民情日记”，“西马乡情况”、“新村的概况”、“国家重点扶贫政策”，一笔一划写在黑皮笔记本上。
“村里的工作没有一点样子。”赵德凯说。他所在的五台县南茹村有近4000口人，村委会年久不用，来时只有一套布满灰尘的桌椅，“这么大一个村子，没有一套整齐的工作班子，咋能行呢。”。
在工作单位的资金支持下，赵德凯重新整修了村委会大院，配置了办公用品，召集村干部集体办公。村长70岁了，不会用电脑，几千人的填报工作都靠手写来完成，“小伙子来了，带来了一种新气象。”
2013年起，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
“村里有事情，我们得地担起来”，除了周六日回市里的家，几乎天天住在村里。 “第一书记”就是精准扶贫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们是链接中央和农村的‘一个纽扣’”, 赵德凯这样认为。
晋中市榆社县西马乡北山晕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孩子。记者吕玮摄
“留守，再常见不过”
“来了之后，感觉村里清冷得很，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李涛说，在“第一书记”圈子里，流传着一部刻画相似经历的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里面下乡干部入村，锣鼓喧天，热闹的很。”
山泉村村口坑洼有致，冬日上午阳光清冽。村口聚集着正在晒太阳的中老年男性。孩子们都出去了，村长拉着小孙女等在村口。在这个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村庄，黄土为底色，冬季漫长且寒冷干燥。在村里溜一圈，见不到一个年轻人。
“五十多岁的人，相当于壮劳力”，张建巍所在的村子，200多户600多口人，大部分年轻人在外打工。这并不是个案，记者走访的6个“下乡村”无出其外，皆此。
在中国人把目光集中投射向城镇和大都市时，有一部分人仍然居住在交通闭塞的偏远村落，鲜有青壮年，只剩下不愿离开故土的老人孤独地含饴弄孙，成为最常见的风景。他们被高速发展的时代气氛冷落，人们习惯称之为“留守村”。
2015年6月，有媒体报道，民政部表示，目前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总数超过1.5亿人，农村呈现“空心化”的明显趋势。
太原市娄烦县河家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华说：“土地是农民的底线，农民也是国家的底线。”，这个出生在农村、做了多年记者的年轻人有些担忧，“如果农民不爱种地了，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很多政策，老百姓并不知道”，接触扶贫工作以来，燕伟时常留心相关政策，回到城市遇到 “求生活”的农村年轻人，会给他们算账，甚至劝他们回家。“其实国家的政策很多，足以支撑一个年轻人，在农村相对稳定地生存下去，根本没有必要外出打工。只是他们大部分时候不关注政策，有的被城市生活的外在‘吸引’。”
五台县南茹村“第一书记”赵德凯走访村户。记者吕玮摄
“除了输血，更重要的是造血”
每次从村里回家，李涛的后备箱都会被小米、核桃塞满，帮助村民转卖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他想把山泉村的土特产带出去，给村民一个好价钱。“村里人‘心实’，产的东西是真好，不过大都‘养在闺中人不识’。”
李涛因此受到村民的欢迎。而为村里带来技术的张晋丽，并不能被立刻接受，心里有些着急。“村民们可能更愿意接受马上见效的项目，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贫困村的村民并不愿意接受新技术的引导、以及职业能力培训等扶贫环节，缺少通过自我努力改变生活的信念，更亲睐马上变现的扶贫环节。
其中一位“第一书记”说：“物质匮乏不是主要的瓶颈，更严重的是‘思想’穷。看着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处境，我们是很急切的。转变‘穷’思想，是扶贫的关键。”
燕伟说，“就像自己一开始并不习惯村里的生活，慢慢地觉得啥都不是事儿。思想转了，啥都能克服。”
“‘输血式’扶贫虽能解决一些贫困户眼前的生产生活困难，但容易让被扶贫对象易产生‘等靠要’依赖心理，自己不主动学习生产技能，生活水平自然也无法提高。扶贫工作从‘输血式’变为 ‘造血式’扶贫，扶、‘开发式’变为‘参与式’，增加村民自我造血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湖北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霍计武此前发文表示。
张建巍正张罗着给北山晕村捐个图书室，“ 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或许能有一些帮助。”令燕伟感到欣慰的是，村里老书记借钱，也一定要让家里的两个孩子读书。（记者 王子瑞吕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