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最早“中国”为何在临汾

30.03.2015  18:34

  临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襄汾陶寺遗址,是从时空上考古探索中国文明核心形成、最初中国诞生的重要节点。从1978年至今,先后20多年的考古发掘,陶寺遗址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考古成果。专家论证,这里是“最早”中国。

   陶寺遗址与尧都传说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尧都平阳”之说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佚文,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所引云:尧都平阳,于《》为唐国。并载《括地志》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这个地名,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时已经有了。晋州,就是今山西临汾。《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引《帝王世纪》则说: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

  尧为陶唐氏,商周间的唐国是其后裔,被周人所灭,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称唐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汉以来有异说,大多认为在晋阳,也即今山西太原。

  直到清初顾炎武作《日知录》,才加以辨正。近年临汾市曲沃、翼城间晋国墓地的发掘,证实了顾氏的洞见。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会太远,尧也不可能北居晋阳了。“尧都平阳,于《》为唐国”,《诗经》里的《唐风》即是晋风,这也可旁证“尧都平阳”之说是比较合理的。

  陶寺遗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与意义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支柱,而且是位于中原地区的支柱。它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

  陶寺遗址在晋南的兴起,表明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并不局限于豫西地区,应当处于豫西晋南,甚至包括陕西部分地区的大中原。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比较,黄河中游地区的大中原处于领先地位。而陶寺遗址巨大的城址、文字的使用、冶金术的使用,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都是黄河流域最高水平,为我们论证中华文明早于距今四千年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陶寺都邑邦国文明的典型性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从地望上看,古史传说中所说的“尧都平阳”,就在陶寺所在临汾地区。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看,恰恰是夏代之前的尧舜时期。从陶寺出土的几件彩绘龙盘所反映的崇拜对象来看,陶寺都邑内的龙崇拜是突出的,带有标志性的。而在文献记载中,龙是帝尧陶唐氏中一个重要的图腾。因此,就目前的史前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而言,陶寺遗址是最有条件进行族属研究的。

  陶寺若与帝尧有关系,就会使我们对古史传说中尧舜禹联盟有一个全新认识。过去称这种联盟为部落联盟,实际上它属于邦国联盟(或称族邦联盟)。

  尧舜禹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们首先是自己本邦的邦国之君,其次才是族邦联盟的盟主。陶寺都邑的发现以及我们对陶寺与唐尧的关系的研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尧舜禹时期社会形态和联盟性质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古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与“中国”由来

  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队队长):近年来,随着城址、宫殿、王级大墓、观象台的陆续发现,陶寺遗址越来越显现出早期国家都城的特征,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将陶寺遗址视为“尧都平阳”。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IIM22的头端墓室东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

  “”字首先出现在西周金文中,似乎可以印证圭表始于西周。

  《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圭表测量的功能,并形成一套建邦立国定都地中的程式化模式。陶寺圭尺不仅可以用于立中、测日影配合观象台观测制定历法,而且还可以用于大地幅员测量。

  陶寺圭尺夏至影长39.9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北纬35°52′ 55.9″。陶寺城址选址显然定在“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

  不难看出,在所谓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确切说则应是“王者逐中”,此“”既是圭表之“”又是“地中”之“”。

  “中国”的最初含义即“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重要特征,足见没有比“中国”这个称谓更贴切的了!

   陶寺遗址――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

  王克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陶寺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周至秦汉时期行政区域所谓的“河东”地区。这里历史厚重,文化源远流长。

  《尚书?五子之歌》:“维彼陶唐,有此冀方。”唐孔颖达疏:“《世本》云帝尧为陶唐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间为冀州,晋也。”《日知录?卷二》:“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陶寺遗址即为史载尧都平阳,地处冀州,属于龙山时代的晚期。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为我们说华夏文明形成于河东,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

  陶寺遗址绝非一般的遗址,应是当时政体联盟的政治中心所在,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的史事相合。陶寺遗址则应是唐虞“朝廷”所在之都邑。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朝代序列应从唐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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