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中媒介伦理的理性回归

　　媒介伦理理论是经历了“意见自由市场”“社会责任理论”“媒介责任管理”的不断修正与演化发展而来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国家通过媒介构筑自己的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影响力，这使得由话语建构的媒介环境成为了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资源。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谁获得话语权，谁就可能高效地推行国家外交政策，在国际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国际传播中关于国家议题的媒介形象问题，各国传媒学者也正在将关于主流媒体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向全方位、多角度视角延伸。但也应当看到，在国际传播中，媒介在构筑话语权的同时亦需强化媒介伦理观。

　　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需要媒介伦理的理性回归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在论述国际关系建设时基本都涉及了舆论因素。诚然，主流舆论的形成受诸如制度、价值观、历史文化传统、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传播媒介的存在为主流舆论的形成提供了相对温和的土壤。对此，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观点极具参考性。19世纪20年代，在以“舆论是由报纸形成”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李普曼在媒介领域内阐述了报纸与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产生怀疑。在李普曼看来，倡导民主的人们认为报纸是可以治疗自身伤痛的万能良药，但是若分析报道的性质、报业经济基础的话，报纸似乎并不完全可以说是导致舆论形成的手段，虽然它确实或多或少地在强调着报道的那个事实。于是，李普曼在其传播学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在他看来，拟态环境是由传播媒介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由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

　　显然，李普曼时代的媒介环境与现在迥然有异。今天，由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媒体建构的媒介环境下，普通受众能够获得来自世界范围内自己无能力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信息，而获得这些信息的渠道主要还是依靠媒体，传统媒体及其新媒体以强大的新闻采集能力在民众间占据主要地位。但由此衍生而来的问题是正如李普曼所说，我们得到的信息实际上并非是客观现实环境的再现，而是经过传播媒体选择、加工以后向人们提供的拟态环境，而且这个拟态环境往往还要受限于“不是看了之后再定义，而是定义之后再去看”的刻板印象之中。普通的信息传播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国际传播。普通受众想要了解国外的信息，获取渠道基本是依靠本国的媒体，就把本国媒体的论点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客观事实。当普通受众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时，往往把这种拟态环境当作是真实的客观现实环境来接受，并以此来做出绝对真实的行为反应。

　　也就是说，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将会在民众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会深刻影响民众的感知，形成民众对事物的意见，甚至引导民众的行为。而现代民主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能用舆论参与的方式影响国家政策，从而影响国际关系。为了维护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呼吁媒体从业人员媒介伦理的理性回归。

国际传播中加强媒介伦理观的必要性

　　经过多年发展，媒介伦理观在不同国家的媒体实际运作中形成了不同的内容阐释。可见，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媒介机构、媒介从业者来说，认识媒介伦理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涉及国际传播报道时，媒体从业人员更应该重视媒介伦理观。

　　在国际上，媒介伦理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经济发达时期媒体商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但近些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持续革新，媒介信息全球化的课题已经毋庸置疑地摆在全世界传播学者面前。在这种媒介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传播出现了新的特征，即国际传播中越来越多的信息开始呈现出清晰化、标准化的趋势。于是，一些欧美传播学研究者结合各国自身实际和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尝试倡导在国际传播中加强媒介伦理观的因素，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传播中的信息，只有自己知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怎样进行对外传播才是关键所在。但在完成了基本的对外传播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传播还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除了完成国际媒介信息争夺战的基本涵义之外，在国际传播中各国媒体的信息空间中，还产生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形象的树立与变迁的问题，这就涉及加强媒介伦理观的必要性问题。可见，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传播中占据有利地位，除了在媒介技术上不断更新、在媒介内容上扩大国家话语权之外，还要加强媒介伦理观，对外树立良好的媒介国家形象。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倡导媒介伦理的理性回归非常重要。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媒体应强化媒介伦理观，为受众营造理性的舆情环境，以促进国际关系向良性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媒体语境下日媒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传播效果实证研究”［14CXW0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