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治学之道——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体教结合创新教学纪实

　　6年前，26岁的王露作为我省女子沙滩排球的一名队员征战在全国的赛场上，当年参加十一运沙排项目的比赛，获得了亚军。时至今日，当她成为山西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科的研究生后，以领队和教练员的身份协助队里培养出三组不同年龄梯次的新队员，并且有一组队员陈春霞／卫兆辰获得2014全年锦标赛排名第一的成绩时，项目部门和周围队友都明显感觉到了她的变化：昔日单纯打球、只讲顽强敢拼的性格，又平添了追求文化理念，勇中求智，知识面丰富，思维敏捷的儒雅之气。省体育局负责竞技工作已有9年之久的李俊文看在眼里，深有感慨：体教结合培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其实，王露作为一名2009年读研，2012年毕业的硕士生，只是体教结合的一个缩影，但她的成长，已折射出了我省体教育人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在探索如何培养体育人才方面所走出的成功之路。

一个沉重的话题

      说起体育学院，人们记忆最深的是“北体”、“上体”和“天体”等名牌学院。实际上，三晋之大学体育，肇兴于西学东渐，濡染于黄土滋养，蹒跚于“体育救亡、健体强兵”，蔚然于“求真至善、登崇俊良”。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创办的16所体育系科之一，于1951年创立体育专修科，历经体育系之沿革，春华秋实、玉汝于成，终定型于山西大学体育学院（1996年）。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办学水平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现已成为在山西省享有盛誉，在全国广有影响的体育院校。

      然后，当记者见到院长李建英，向他采访“体教结合”的情况时，他的脸色却变得凝重起来。

      这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体教结合”，在国外，特别是一些先进国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体育作为一种教育和文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所以运动员的培养，在学业期间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只是搞了职业运动才有了区别，比如美国的体育精英，皆产生于学校体育。而在我国，对于体育界、教育界来说，都是个绕不过去的伤痛。由于体、教长期割裂分家，我国的青少年在接受教育中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体育有专长的，文化素质却很低，据前些年一份资料显示：全国从事体育训练的学生普遍只有小学文化，等到运动生涯结束退役时，能够适应社会的成材率极低；而学校学业有成绩的，身体素质却低下，据各方面身体监测的数据显示：学生中的近视眼、肥胖症比例逐年增高不下，还出现了一些原本中老年人身上才出现的高血压、高脂肪、冠心病、糖尿病等病症，把我国原先此类病症的发病时间提前了10年到20年。体、教分家给我国包括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青少年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令人震惊。

　　在过去，按我国传统的训练体系，运动员大部分所走之路是：少体校——省体校——青年队——省体工队的集中训练制，只有特别突出者，才能去国家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系统训练时间紧张，文化学习被忽视，文化课得不到保证。而随着时间的积累，我国运动员便形成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这有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是文化水平低影响了对体育的理解，所形成的师傅带徒弟模式，使成才率降低；二是由于缺乏全面教育，大批运动员除了自己的运动专项特长外，缺乏进入其他行业所必需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这就影响了他们退役后的出路。很多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只能干看门房、看仓库、搬运货物、打扫卫生等一类的简单劳动。有些连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比如前一段时间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看门房，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北京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卖金牌寻找生活出路，世界体操冠军张尚武在街头卖艺挣钱的新闻的曝光，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倒不是说，他们不能去干普通的工作，而是让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折射出的传统培训体制已不能适应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如果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的社会还会增加许多新的文盲，当运动员的人也会越来越少，这势必会影响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能承受之痛。

　　在世界许多国家，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体育早就被列入从小接受的教育系列，运动员不但文化素质高，对运动项目的理解深，成才率高，而且退役后都能成为社会各行业的出色人才。巴西足球队球星苏格拉底是一位博士牙科医生；英国足球队队长基岗是一位著名歌星；丹麦门将尼里斯·波是一位物理学家，还有很多运动员退役后成为了设计师、工程师、教师……

　　李建英今年55岁，快人快语的体育人性格，让人感到他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听着他的侃侃而谈和对“体教结合”的深刻见解，特别是“再不能付出运动员没文化的代价”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你才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中年人的丰富阅历和成熟。

　　话题是沉重的，但是他的信心并没有在严峻的现实中沉没。

一种责任的担当

　　痛之深，才有行之切。

      “终身体育教育”的概念，在一些先进国家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60年代实施成形，而我国到1987年才提出，随之“体教结合”的口号推行了近30年，但在社会真正唱响却到了跨入新世纪后，清华大学“眼睛飞人”胡凯勇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百米冠军之时。

　　李建英也正是在这“体教结合”进入了全面探索和实践的改革当口，接过了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培养后备体育人才的接力棒，一肩挑起了院长和山西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重担。从学员到博士生导师，山西省重点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首席专家，山西省高等学校“运动与人体科学”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山西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首席专家，山西大学体育学博士一级学科授予权首席专家，山西大学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席专家，他的进步有目共睹，赞誉有加，但他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想到的只是责任，是怎样将促进学生体质和健康与为国争光的战略相结合的教育中，把自己从前任学到的东西，再结合自己吸收的新知识，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加快体教结合的探索步伐。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的变化是巨大的，首先是理论学习和科研加大了力度。在这方面李建英身先士卒，他连续几年在《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体育与科学》、《中国运动医学杂志》等国内外体育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23部，主编和参编国家级教材16部，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各类奖项达30余项。

　　带头的效应，使体院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在大家的支持下，全院合力同心，视学科建设为自身发展的“生命工程”，以内涵建设带动外延发展，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很快就显示出了脚步扎实，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推动力使本院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也形成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团体，在教职工118人中，就有教授13人，副教授30人，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35名，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31人，45岁以下教师全部硕士化，这使培养人才的含金量大幅度提高。

　　体教结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学训矛盾”。运动员常年集训，又要参加文化课，往往训练量一大，运动员在身体疲劳的情况下，就会放弃学习。有的虽然坐在了课堂，但瞌睡、打盹，应付的情况不在少数。很明显，不改变现状，体教结合就会流于形式。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没有让这种普遍现象延续。2003年，学院严格步入规范化，根据教育部和山西省教育厅下发的各项关于招收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了山西大学《关于招收运动训练、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办法》，成立学校领导小组，从实际出发，招生工作实行教练员负责制，严格按照学校招生文件规定进行。入学后的运动员和普通大学生一样实行四年学分制学籍管理。

　　运动员的情况千差万别，受制于不同的比赛时间，为了具体处理好“学训矛盾”中的现实问题，他们对运动训练和高水平运动员实行了灵活多样的教学管理模式，如单独制定学习计划、集中管理、集中授课、运动成绩与文化课成绩挂钩、单科成绩积累、对其学习成绩进行奖惩。同时，根据各代表队的训练和比赛时间，及时办理运动训练专业和高水平运动员的请假、补课、考试等程序，为运动员的正常学习提供良好的便利条件。

　　由于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想历程，所以学院将新的人才培养观和自我管理作为思想教育重点和管理重点来抓，还加强了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安排有资质的教练员到体工队进修带队，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派学院田径老师楼静到省田径队担任教练，他一边带运动员认真学习，一边刻苦训练，几年就培养出了于亮亮、赵岩等几位十一运进入田径前八名的优秀学生。学院还聘请国内外、省内外的教练、资深学者、教授来讲学，担任本校体育硕士的研究生导师。这样构成的多层次讲学和考核制度，使学院形成了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机制，培养出的学生质量也越来越高。

　　王露和同队一块儿上学的李颖在谈起学习的体会时是笑中带着苦涩，连说：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每天训练完还得完成作业，累得真想大哭一场！可是不行啊，完不成学业，就不能毕业，也学不到东西，现在想起来，学院对我们真是太有责任心了！省射箭射击运动中心主任程中平也表示，包括祝珊珊、方玉婷、王智伟在内的本队队员经过学习后，素质都全面提高了，成绩稳定，这得益于山大体院的严格要求。

一种模式的创新

　　责任感是一种境界，而境界决定着对事业的态度和投入程度。山大体院在体教结合的探索中，之所以能迈出大步子，就在于整个学院经过努力形成了对体育教学的深刻共识：学校体育是整个国民体育的基础，是体育工作的重点，也是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结合部位，只有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才能为各个层面培养和输送出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体教结合”是针对运动员个体而言的，即运动员在接受运动训练的同时接受文化教育，它是体教两家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科学育人模式。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同等重要，是运动员出成绩的双翼。体能的开发是有限的，而智能的开发是无限的，以智能补体能，就可以使体能开发达到最佳状态。运动员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运动员体能开发和技术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更高运动水平的发挥。

　　基于这样的理论，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大胆创新，突破传统训练理念，特别是随着形势发展，在建设体育强国与推动山西经济、社会转型和跨越发展的背景下，他们始终以扎实推进学科内涵建设和学科特色建设为抓手，带动全面教学工作，不仅打造出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一条龙”体育教学与科研人才培养体系，也形成了“教学、科研、训练”三结合的教学模式，多年来，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以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点为龙头，四个体育二级学科为支撑，实现了学科建设的跨越发展，在取得了“山西省普通高校特色重点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基础上，稳步提升了在全国同行中的排名。在2012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体育学”一级学科评估中，山大体院“学科整体水平”在全国参评的54所高校中位列第13。最新出炉的2014—2015中国体育学类专业大学竞争力排名榜中，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再创新高，开拓了新篇章，铸就了新丰碑。体育学类在全国328所院校中排名首次进入十强，名列第8，等级荣升为5★，在本科教育方面，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和运动训练三个本科专业等级均为4★。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体育学在119所高校中由去年的第20名，上升4位排名第16，等级为4★，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在全国位列第13，等级为4★，体育人文社会学排名第14，等级为4★。

　　教学模式的创新，完善了学科布局，也带来了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上的创新，使体育真正回归了教育的本质，过去“重训练，轻学习”的传统得到了彻底改变，不仅激活了全院的积极性，也为培养更多不同层次的体育人才和创造更多的科研成果扩宽了领域。

　　灿烂的教育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科研成果。山大体院通过努力形成的一批区域特色鲜明、富有显示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已经使学院的知名度越出娘子关，走向了全国。2014年度的最新数据显示：到现在，学院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类省部级科研项目112项；出版专著70部；主编和参编国家统编教材41部；在CSSCI（含扩展版）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536篇；获省部级成果奖33项；科研经费累计达到1108万元。其中承担的国家体育总局重点科研课题《数字化组合式反曲弓及其配箭校准系统的研制》和《基于安卓平台的射箭训练智能化便携靶面辅助分析系统的研制》、山西省体育局科研项目《山西省蹦床运动员的技术诊断与评断》和《800米运动员核心竞技能力的构建》等10余个项目，探寻实用有效的运动训练方法体系，提高运动训练的效率与增强运动员的比赛能力。鉴于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全部被国家体科所应用于国家队的实训中。这也为我省蹦床运动员董栋夺得北京奥运会男子蹦床铜牌、十一运男子蹦床冠军和伦敦奥运会蹦床金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条引领山西体育的成才之路

　　在山西近年来竞技体育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中，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那就是这些运动员基本都是山大体院运动训练专业的学生，而且几名尖子队员都保持了长时间的竞技状态至今。

　　2006级学生董栋，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男子蹦床的铜牌，按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然而，时隔四年，他又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勇夺金牌，创造了山西体育的历史。紧接着，他又在2013和2014年的几次世界大赛中登顶，这种在项目上表现出超强统治力的运动寿命之长非常罕见。还有2007级学生王智伟，是名手枪射击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铜牌后，又在2014年实现了世界冠军的目标，现在他正以中国射击队主力队员的位置，瞄准了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的金牌。

　　在探讨这种现象时，还是省体育局竞技处主任李俊文说得好：有文化和没文化的运动员可以在起步时差别不大，但时间长了，差别就越来越大了，因为文化和科学训练是运动员成长的双翼。

　　蹦床和射箭都是瞬间变化决定胜负的项目，对运动员心理素质要求极高。但我们看到，这两位运动员越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越能平心静气，脸部毫无慌张的表情，即使在逆境中，也常常能上演反败为胜的杰作。在总结成功的秘诀时，他俩都谈到文化的帮助带来了信心，加深了对项目的理解。

　　从这里可以看出，体育的竞争，除了正常的身体训练外，文化的软实力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山大体院无疑是山西体育发展的引领者，这从近年来体院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明。

　　除了董栋、王智伟外，2005级学生常永祥还曾在北京奥运会夺得了古典式摔跤的银牌，2009级学生方玉婷夺得了伦敦奥运会女子射箭团体银牌，这也是我省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单人与集体项目的第二好成绩。另外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王亮、周欣两名同学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人十米跳台亚军、双人十米跳台亚军；200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唱晶、王亮两名同学继全国十运会、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十米跳台夺冠后再次登顶。随后，在2006年国际泳联跳水大奖赛西班牙马德里站的比赛中，又在男子10米台双人赛中为中国队收获唯一跳台金牌；袁新东等8名运动训练专业学生获全国九运会冠军；在2009年结束的第11届全运会上，山西大学体院共有67名学生参加了16项大项，44个小项的比赛。其中郑义、王重阳、董栋等8人获8枚金牌，赵志阳等四人获3枚银牌，王亮等12人获8枚铜牌；再到2013年的第12届运动会上，体院学生更进一尺，在射击、游泳项目上大获丰收，获9枚金牌，3枚银牌和8枚铜牌。

　　山大体院培养出的人才不只局限在竞技界，还有一批基础理论扎实、专业技能突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比如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评论员孙正平、省体育局副局长杨凤楼、国家体育科研知名学者李力研等都出自于这里。同时，还根据群众体育空前发展的需求，培养出许多适应社会基层需求的各类人才。

　　樊卫平原是射箭队队员，经学习后，不仅考取了国家级裁判，而且还担负起了省体总秘书长、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的重任，成为了群众体育的组织者。

　　山西是个经济欠发达省份，与省情相符的山西体育在全国处于中游略上的水平。由于山西属于体育小省，竞技体育长期处在了满足于完成全运会任务的层次。然而，我省近期格局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是与国家奥运会优势项目接轨的多了，除了蹦床、射箭，还有射击、游泳、乒乓球等项目在国家队也有了话语权，这使我省竞技体育的目标已跳出了受制于全运会任务的圈子，瞄向了奥运会的发展大目标；其次是产生了世界顶尖选手，完成了奥运会夺金的跨越，使我省的体育越上了一个新台阶。

　　体育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在我们认真总结成功的今天，“润物细无声”的体教育人的积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应该是我省体育最宝贵的财富。

　　谁拥有了文化，谁就拥有了将来。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体教结合之路已走了30年，在运动员中培养大专生1000多人、本科生4000多人。据了解，这些学子除了部分还在一线队伍外，其他的都已走向社会。令人欣慰的是，这个群体，没有一个失业者。由于学到了知识，无论是在机关任职，还是在各行业和企业工作，都发挥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骨干作用。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5000学子，就是5000颗种子。他们在体育的各个领域生根、开花、结果，他们所起的引领作用推动着山西体育事业的向前发展。文化潜移默化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山西大学体育学院体教结合之路的拓展和延伸，山西体育成才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三晋都市报》2015年1月21日第7版 李春耕 李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