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领导干预司法需构建良好司法政治生态

  　　日前，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规定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要举措，意在通过切实有力的制度性约束，解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屡禁不止这一顽疾，努力推进司法公正。

　　从《规定》的内容来看，虽然条文不多，但内容丰富而又具体，十三条具体规定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了“红线”，在权力与司法之间建起了“隔离带”，将有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长期以来掣肘司法公正的现实困境。

　　但是，也必须承认，要想将《规定》落实好、执行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台上的事情好商量，台下的事情难对付。参加过司法实践的人都知道，当前某些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对司法机关公开的、强制性的指令性要求已经越来越少，但私下授意性的行为还不少。这种私下授意性的行为，难以“全程留痕，有据可查”，更难以让领导承担相应责任。有时候，面对具体案件，领导的一个眼色、一句模糊的话，就足以让办案人员揣摩半天，惟恐没有落实好领导意图。这种情况下，具体经办人员如何“如实记录”领导干预案件的事实？

　　事实上，司法机关独立办案，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早有具体规定，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也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但一道道的禁令和刚性约束，却没有让一些领导干部在干预司法案件时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因此，要想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不仅要拉起“警戒线”，建立“隔离带”，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构建良好的司法政治生态。

　　良好的司法政治生态需要科学的制度来构建。只有科学而严密的制度性规定，才能使领导不愿意干预案件、不能干预案件、不敢干预案件，真正让办案者对案件能够终身负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在出台《规定》的基础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比如，我们亟须完善案件质量异议机制。如果案件当事人怀疑案件办理过程中受到领导干预导致处理不公的，应当有方便快捷的路径进行投诉、要求复查，要求办案人员和机关说明理由甚至公开听证，并且可以要求办案文书、复查情况、理由等所有的文书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虽然在个案中，何谓公平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永远都无法达成共识，但案件主办人员和机关只要能够坦然接受监督，能够理直气壮地回应质疑，就能够获得社会认可。再比如，应当完善人大监督司法制度，面对司法不公的投诉和质疑，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必要时可以组织听证、特定问题调查，对枉法办案者，还可以依法启动撤职程序，从而让领导干预司法的行为在有效的监督程序中“浮出水面”。

　　另外，还要完善司法人员保护机制，对那些认为自己因为抵制领导干预受到报复的，应当有完善的申诉机制和救济机制，等等。只有这些配套的制度完善了，而且在实践中没有变通可能，没有人敢去突破，才能构建起良好的司法政治生态，领导干预案件的“土壤”和环境才会消失，权力在司法面前才会安分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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