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文化创意产业应当“超常态”发展

  魏鹏举教授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筹）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与政策协同创新中心”的责任人，兼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学校新闻发言人。近年来，以学者身份参与到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在文化发展的财政支持研究、文化艺术的经济效益研究、文化产业投融资研究等方面的科研成效。现已出版专著三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天津社会科学》、《中国行政管理》、《当代财经》等发表了学术文章40多篇；主持了“文化产业拉动内需的实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网络‘客文化’研究”（教育部）、“支持社会力量捐赠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研究”（财政部）等各级各类课题30余项。

    国民热词——新常态

  2014年以来，“新常态”成了我们一个国民热词。实际上在座各位可能知道，这个词不是习近平先说出来的，实际上是美国人先说出来的，美国人是针对07、08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漫长、痛苦的这样一个低迷期，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低迷期的一种描述叫做“新常态”。因为总体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在前十年或者二十年都是一个“慢牛”的增长过程，但是突然出现了金融风暴，让“慢牛”戛然而止，另外它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低迷和逐步复苏的过程，这个他们叫做“新常态”。

  习近平书记用了这个概念，但是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是，美国人所说的“新常态”是指一个被动下的“新常态”，也就是说已经发生了危机，整个经济会处于整体下滑和低迷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而习近平书记所说的“新常态”，更多的是指我们国家可能要面临非常严峻的甚至断崖式的危机的未来，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可能有的危机，所以也要进入这样一个“新常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新常态”是中国式的以行政调控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宏观调控。

  为什么我谈这个呢？是因为“新常态”估计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基本命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速度的意义，由原来所谓的高速到中高速，甚至到中速。原来我们一直所讨论的“保8”的问题，现在显然已经到了“7”，甚至更低的预期了，这是关于速度的概念。这个速度我估计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结构调整的问题。其实降速不是目的，降速不是一个缓释风险，更主要是服务于结构调整的工作。我们传统的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像“血汗经济”、煤炭能源经济，包括制造业，下滑得非常厉害，我们基于强力的调控，“APEC蓝”指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调控，这种传统产业会快速下滑，这些产业下滑会远远低于6%，低于平均甚至低一点的速度。这样新兴产业一定是往上走的，如果它不往上走，我们实现不了7.5%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合理的、健康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超常态”

  正因为“新常态”的这个含义，我最近老想谈一句话，一般经济新常态，实际上文化创意产业应该“超常态”。也就是说，当其他行业大幅度往下走的时候，什么才能拯救中国经济或者让中国经济至少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健康平稳发展，而且实现转型、实现调整，新兴战略产业要超常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兴战略性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所以，当我们普遍在说“新常态”的时候，我倒说文化创意产业要走一个“超常态”。

  一方面，从国家政策面，应该给文化创意产业这样的扶持力度。其实2014年我们说是政策集中出台的爆发式增长的年份，其实背后原因也是因为中国政府考虑到了整个经济的快速下滑，需要有一些能够带动整体经济往上走的力量，新兴的力量，而文化包括文化创意产业有意无意的是被寄予了这样的希望的。但是这种希望能否变成实实在在的支持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最后实现政策红利，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去推动，还需要我们去落实。比如说，财政资金对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投入该不该继续加大，这个有不同的声音。我个人是个“市场派”，但是总体上还是要加大投入。文化创意产业确实还是方兴未艾的领域，还有一方面它具有很多的外部性和公共性，这个光靠产业本身去克服，一个是不现实，另一个是不合理，所以还需要继续加大投入。

  但是另一方面，加大投入的同时，投入的方式一定要发生调整。所以国务院针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个400亿的创投引导基金，最近有不少媒体和我聊这个事情，说这个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大不大？首先我觉得，从国务院层面还没有把文化产业明确地提到战略新兴产业里面，因为国务院还没有特别明确战略新兴产业包括哪些，也就是400亿创投基金重点支持哪几个领域，还没有明确，但是可以预期地说，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成为战略新兴产业之一，但是会不会是优先的？这个我不太乐观。

    文化产业=战略新兴产业？

  金老师刚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很重要的还是靠自身的内功，自身的转变和调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内和外的关系有时候是很微妙的。还是说政府投入的问题，以前政府按照公共文化方面来投，还有按意识形态的思路来投，比如说对媒体，实际上媒体自己是可以融资的，但是政府要投，不仅仅是公共文化，而是因为它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不管什么原因，政府大量的资金投了进来，这是不是好事呢？

  理论上是好事，但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有时候觉得反而是坏事，原因就在于让许许多多这样的机构即使是改革以后依然形成了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依赖性。我们自己能不能有出息？如果我们有很容易的、很熟悉的获得资金的途径，我们干吗要费那个劲、冒那个险呢？我认为过多过慷慨的类似公共文化、意识形态式的投入方式，使得我们产业主体依赖性太强，而且独立性不足，市场意识更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一直觉得，一定要转变，不是说减少投入，而是一定要转变投入方式，逼着这些主体必须考虑自己去“造血”，必须“断奶”，必须得经历风雨，必须得自己去独立谋求营养，独立成长。所以其实转变公共投入的方式，这在中国推动文化产业真的能够健康、独立地成为市场主体发展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以，文化创意产业“超常态”，不仅国家财政还是要持续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效地转变方式，激励这个行业能够独立自主地快速发展起来。

    超常态=盲目跟风技术？

  再有一个方面，这个“超常态”，我们需要和各个有可能推动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要素结合起来，比如说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问题，这毫无疑问是2015年甚至未来历史时期至关重要的一种融合。但是我有个人的一个看法，尤其是昨天我刚从广州回来，参加我们演艺联盟的会议，我后来发现，国内许多文化设施极其奢华，追求高科技。实际上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我有时候在想，越追求高科技，你的初始成本越高，而你的折旧率越高。你非要追求最好的设备，一两年可能就淘汰了。而你追求最好设备的时候，是它价格最高的时候，两三年就淘汰了，就为了炫技，花了好几亿的成本。

  我们为了迎合高科技而投入的巨大成本，如果把这个钱拿来认认真真地做内容，哪些会更好呢？我说科技是不断地会折旧的东西，而内容是不断会增值的一个东西，到底我们该做什么？所以在文化与科技结合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概念论概念，不然的话，中国就成为全世界最追求奢侈科技的国家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什么效果。

  再有文化与资本结合，这是更大的话题。无论是哪个结合，在“新常态”下，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超常态”发展。

                  （源：文化产业投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