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二孩实验”——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三十年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这也意味着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二孩实验”自行终结。

翼城“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的倡导者、人口学者梁中堂认为，影响人口发展的，不只是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规律，还有科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及社会心理等，“有些人口现象虽然是现实发生的，但其后果却将潜伏几十年才显露出来。”

今天的生育状况，就是明天的人口构成。透视“翼城实验”，将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全面二孩时代？

鉴往知来。走进翼城，正好可以一窥未来中国农村地区人口生育状况，诸如，生育率是升是降？二孩生育意愿高不高？受哪些因素影响？性别比会不会失调？“驸马村”又是怎么回事？老龄化浪潮下的乡村养老何去何从？全面二孩政策，又将给这个县的城区和乡村带来什么？

翼城，以其30年的“多做少说”，乃至“只做不说”，默默交出一份“二孩实验报告”。

偶然而始又悄然而终的“生育特区”

初次听到翼城农村31年前就放开二孩生育小口子的“传说”，如闻惊雷——这里曾是“不宣传、不推广、不取消”的“生育特区”。

“国家出台单独二孩政策前，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省里向翼城要‘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总结。”翼城县原计生局副局长李克聪认为，这是“翼城实验”在国家生育政策调整中发挥参考作用的依据。

但梁中堂并不认为该试点对全国生育政策调整发挥了多大作用：“翼城试点在偶然情况下做成，不可复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党中央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当时翼城县轰轰烈烈开展起计划生育工作，然而遭遇了群众接受难、工作阻力大、干群关系紧张的困局，但很快迎来了转机。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省计生委顾问的梁中堂向中央领导呈送研究报告，建议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取代“一胎化”政策，即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推迟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梁中堂说，此办法的核心，一是晚育，主要指妇女24周岁时初育；二是间隔，视第一个孩子生育迟早的不同，一二胎的间隔有所不同，主要是要求妇女30岁左右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杜绝和减少多孩生育。

吸收梁中堂的观点，经原国家计生委同意，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1985年7月起，翼城县农村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工作。 　　翼城是典型的农业县，山区、平川、丘陵大体各占1/3，人口底子清晰，符合梁中堂期望的“两晚一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县条件。

他在给翼城乡村干部部署工作时说：“目前我国10亿多人口中，近7亿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换句话说，30岁以下的就占70%。年轻人多，生育力强，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出生的孩子更多，吃饭、上学等问题就更大。像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人口增长太快了，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减少得太厉害，也不见得是好事情。为了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也不必只许人们生一个孩子。”

梁中堂认为，“两晚一间隔”比“一胎化”政策少生孩子。间隔生育可以把人口生育高峰拉开，既调节生育，也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

试点伊始，翼城不少干部担心人口失控。而此后的翼城实践，则有力支撑了梁中堂的判断。

1985年开展试点时，翼城做了人口长期规划，测算2000年的人口总量为300331人，而2000年的实际人口是302816人，相差无几；翼城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1985年为1%，2000年则降为0.87%。

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2000年至2010年，全国、山西省、临汾市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5.84%、9.98%、9.26%，而翼城县为2.71%，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全市水平。

人口老龄化进程至少延缓5年——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翼城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59%：而在2005年，全国这一占比已经达到7.7%，2010年更是上升到8.87%。

出生人口性别比大体保持正常——试点前几年，人们对性别的偏好还比较强烈，1985年至1989年，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偏高，最高的1987年达到117.7。1990年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到103至107的正常范围。此后25年间，翼城除个别年份高出正常范围外，总体上都比较正常。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翼城县0岁性别比为106.1，而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为114.3；翼城县1至4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2.7，而全省为110.4，全市为110.7；翼城县5至9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1.5，而全省为108.2，全市为106.2。该县卫计局长菅俊军说，这说明翼城县育龄群众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70后在抓紧，80后在观望，90后还没认真想”

“一个孕妇三个陪”。一大早，翼城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口，就已挤得水泄不通。

“全面放开二孩后，上40岁的人就着急了，有一线希望的都想来试试，抓住尾巴再生一个。不少人每月都来检查，看不孕症的人明显增多。”妇产科门诊主任王慧快人快语。

据县医院妇产科门诊统计，今年前5个月，县医院行取环术104例，比去年同期的56例增加近一倍。

“对于80后、90后来说，生二孩是怀得起，但生不起、养不起，即使在农村，好多年轻一代也不生二孩了。”妇产科主任王爱琴说，“一般都是过了35岁，发现家里有老人病了，一看将来没有跑腿的，才又来生一个。这事儿，70后、80后要看得长远些，90后还没有经历生老病死，人生阅历还没到，看不到那么远。”“在翼城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淡了，在生二孩上也大有‘反转’的意思。老大是男孩，生二胎的就会有顾虑，怕再生一个男孩。如果老大是女孩，生二胎顾虑就少，大家都想要一个儿女双全。”李克聪说。

他分析说，以前农村要干体力活，收割麦子、挑水、种庄稼，肯定是生男孩好。现在收割用机器，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有些职业，女的还比男的干得好。“以前说养儿防老，但男孩成亲要买房、买车、准备彩礼，女孩不用，而且女孩养老更贴心。”

在翼城县卫计局帮助下，记者分别选取山区、平川、丘陵有代表性的3个村子，对70后、80后、90后等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的一孩、二孩、多孩生育状况搞了微调查。

里砦镇吉比村地处平川，70后育龄妇女117人，生一孩26个、二孩90个，多孩1个（双胞胎）；80后育龄妇女86人，生一孩41个、二孩38个，多孩2个（双胞胎），已婚未生育5人；90后育龄妇女47人，生一孩36个、二孩1个，已婚未生育10人。

中卫乡甘泉村是山区村的代表，70后育龄妇女75人，生一孩30个、二孩45个；80后育龄妇女72人，生一孩34个、二孩35个，已婚未生育3人；90后育龄妇女19人，生一孩11个，已婚未生育8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村子，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90后，截至2016年6月底，都没有人主动生育多孩。

王庄乡鄢里村地处丘陵，70后育龄妇女104人，生一孩32个、二孩69个、多孩3个；80后育龄妇女100人，生一孩53个、二孩45个，已婚未生育2人；90后育龄妇女19人，生一孩14个、二孩1个，已婚未生育4人。

从这3个村子来看，与70后相比，80后二孩生育数呈减少趋势。同时，80后、90后已婚未生育人数明显增多，多孩生育趋零，晚育已从多年提倡渐变为现实。

“生或不生”的选择题背后

梁中堂说，人口政策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作用。“经济规律、人口规律，还有科学技术，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及社会心理等，都会影响人口过程。”

记者采访发现，收入不稳定是当前影响翼城农村二孩生育的首要因素。人们担心生育孩子会降低生活水平，所以选择晚生、少生甚至不生。其次，照顾老人、小孩的时间精力是否充裕，也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

在中卫乡浍史村，全村800多户，独生子女户就有162户。其中，80后有51户，独生子34户，独生女17户。

35岁的鞠江娜家有独女。记者问她为啥不再生一个，鞠江娜嘟囔说：“生孩子这事，一个人说了不算，屋里那个不让生。”

一打听，不生二孩的真正原因是公婆身体不好，“一个心脏搭桥，一个胸椎腰椎手术，花了小20万元不说，天天忙着伺候老人，再生一个，根本没精力照顾。”

丈夫董小兵是一家铸造厂工人，月收入四五千元，不停跟媳妇交底：“死活都不敢再生了，生下来大人小孩都难受。”

里砦镇吉比村计生服务员郑巧红告诉记者，村里有个80后，生了一个女儿，父母让再生一胎，就是坚决不生。还有一个90后，结婚三四年了，还不生孩子，老人都很着急，但人家一点都不急，“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好，生了娃根本没法过日子，等宽裕些再生。”

“生不生，其实政策管不了，父母也管不了，而是个人意愿说了算。”李克聪说，“现在政策对生育的影响已经不大了，顶多占到三成，还是对那些双公职的家庭。个人要是想生，不会在乎罚款。”

在国有银行上班的刘森林就“偷生”了一个姑娘。儿子今年18岁，女儿刚满5岁。刘森林说，本来也不想再生，但有一次岳父生病住院，忙前忙后伺候两年多，等到老人最后走了，再生一个的想法扎了根，“就感觉必须得再生一个，哪怕罚款也无所谓，不然将来一个孩子得累死”。

据了解，在翼城的城镇人口中，坚决要生二孩的，早已想尽各种办法生了。“等如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真正有意愿的人数并不太多，可能不到城镇育龄人口的三成。”李克聪说。

“驸马村”的喜和忧

养儿防老，生两个女娃怎么办？翼城人的回答是，嫁一个闺女出去，招一个女婿回来。经过30年生育试点，翼城“光大”了古已有之的入赘文化，一些招亲养老较多的村子被称为“驸马村”。

翼城当地早就有入赘习俗，城乡区分并不明显。以前招亲讲究改姓，要立字据，有中人作证。后来姓名基本不改了，但是养老的义务体现出来，生养老、死戴孝。“招亲养老进一步拉齐了男女平等，村里的双女户、独女户并不感觉低人一等。”翼城县县长杨春权说，不少上门女婿还当了村干部。

但人口老龄化已经迫不及待来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重。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人均寿命达76.1岁，一些“高寿”的城市和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2岁。

梁中堂认为，人口过程的特点具有历史连续性，有些人口现象虽然是现实发生的，但其后果却将潜伏几十年才显露出来。

鉴于此，翼城县已向山西省卫计委打报告，申请开展自主生育试点，以期为若干年后国家进一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正好与经济下行叠加在一起，所以近期的数据不一定能准确反映老百姓的实际生育意愿。”翼城县委书记郭行杰说，“但不论经济上行、下行，老龄化的挑战都摆在那里。”

“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是为了更好发展。人口多了，可以限制少生。假如人口少了，政策再鼓励生育未必就灵。”翼城县第二任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说，“人口生育有其规律，遵循就可以事半功倍，翼城的启示或许就在这里。”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彩云、李继宗、刘森林、张大有、李静等人为化名）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