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摩限电”当寻求最大公约数

城市管理者面对的问题复杂，利益群体多样，重要的是寻找一条能最大化满足各方利益的途径，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

继深圳市集中整治“禁摩限电”，对“超标电动车”进行查处，北京相关部门也跟进出台了限制电动自行车的政策。从4月11日起，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10条道路，将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硬闯上路的将被处以20元罚款，拒绝接受处罚的一律扣车。其中，也包括已经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通告称，出台这一措施是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非机动车交通秩序管理，净化交通环境，保障道路安全和畅通”。

电动车的确有很多问题。与行人争道、随意穿行、逆行、闯红灯、甚至载客产生纠纷等等，扰乱城市交通秩序，危及市民出行安全。目前，北京市电动自行车数量迅猛增长，总数已达400万辆，其中290万辆为不符合注册登记规定的超标车辆。巨大的数量与较高的事故率都使得电动车成为令城市管理者头痛的问题。

不过，电动车不仅是普通百姓日常出行的一部分，也是整个物流的重要环节。互联网送餐企业使用电动车比例占90%以上。某外卖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如果不让走电动自行车了，我们就换自行车”，但自行车的效率必然低于电动车。除了外卖，快递员多依靠电动车投递包裹，在限制区域改用自行车显然也会影响效率。可见，限制电动车，不仅直接影响到部分民众的出行，也会冲击到快递以及外卖行业，进而影响民众日常生活。

众所周知，城市管理者面对的问题复杂，利益群体多样，重要的是寻找一条能最大化满足各方利益的途径，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不是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吗？关公庙里，结婚的求天晴，播种的求下雨，出海的求刮风。面对不同的要求，周仓束手无策，而关公大笔一挥：晚上下雨白天晴，大风沿着海边行。故事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在诸多约束与需求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办法。今人比古人强多了，有互联网、有大数据、有GPS、有各种设备，还有先进的管理理论，一定能胜过古人。所以，很大程度上，城市管理者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智慧。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声音，还是因为处理问题的方法稍显简单，有一刀切之嫌。窃以为，电动车的问题，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去台湾看看，城市里也充满了各种摩托车，当地的城市管理者之所以不禁，是因为摩托是一种很便宜的交通工具，台湾的一个工人或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买得起。台湾某些城市的管理者是服从于这个需求，努力兼顾了各方利益。

大陆也有鲜活的例子。去年国庆假日期间，上海南京路上，来自各地的游人，横穿马路，上海警方应对的方法是设立警察人墙。很多人不守规矩，这是实情，上海警方服从于这个大背景，其行动当然就不会是依据法规，霹雳手段，抓住就罚；而是采取人墙的方式，柔性执法。

值得一提的是，北上广深是中国的一线大城市，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的理念，也影响着国内其他城市。而且，在这个模仿的过程中，坏的东西比好的东西更容易扩散开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禁摩限电”这些大城市是不是更该理性、谨慎一些，积极探索出一条既保障交通安全，又兼顾民众利益的途径呢？毫无疑问，这对二线、三线城市的城市交通治理，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