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村记之榆次杜家山
今年，榆社云竹湖休闲旅游度假区内将规划建设文化创意园区，创意园区将依托当地秀美的湖光山色，规划建设博物馆，展示各地文物；美术馆，展览展销名家作品，并邀请艺术家来云竹湖采风、创作，举行双年展，促进文化交流，吸引游客。目前，该园区正在做详细的项目规划。
榆社是享誉中外的“化石之乡”，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填补了世界地质史上研究530——250万年的真空地段。1961年3月18日，国务院确定榆社全境为“古脊椎动物化石重点保护区”，榆社藉此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化石之乡和史前地球生命信息库。榆社县化石博物馆位于县城迎春南路27号，目前，榆社县化石博物馆正在进行改扩建，完成后将增加建筑面积800平米，改扩建后的博物馆将会以更好的环境，更合理的布局，带领观者穿越时间隧道，感受自然的魅力。
难以寻觅的杜家山
寻访杜家山是4月底定下的计划。为此，五一期间，我专门在网上向一些热爱户外的驴友们打探着进山的走法，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杜家山的村民就开始了陆续外迁，据说到2009年左右，村中就只剩下一户人家了。
而在47年前，这个位于晋中市榆次区庄子乡的最东南端的小山村却因为一个人物走上了新中国的风口浪尖——1966年12月，北京长辛店铁中高二女生蔡立坚在“红卫兵串联长征”时经过这里，有感于山区人民生活艰难，毅然决定留在此处当农民，她是我国知青史上第一位主动要求插队的红卫兵。此举经1968年7月《人民日报》报道后影响扩大至全国，掀开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序幕。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
从人声鼎沸到一户仅存，杜家山的命运，听起来就像是藏在大山中的童话。
5月3日，从榆次城区出发，顺着上下黄彩村的方向一路向东南行进，走完西河村的水泥路后，童话就变得不再美好起来，一条根本不适合汽车行驶的蜿蜒小路横叉在眼前。为我们义务当向导的庄子乡办公室主任王永亮说，如果车况好、发动机有劲、车技也不差的话，可以开进去，因为这条少有人走的路现在成了防火通道，为了保证春季防火，前几天，刚刚将路两边的荆棘与杂草做了处理，若是前些天来，到此恐怕就真得只能步行而进了。
仗着车技尚可，我与朋友在王永亮的指点下一头扎了进去，盘桓着绕过几个山包后，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出现在了路边，与周边的荒凉相比，醒目的黄色竟然并不显得特别突兀，如果在稍远处看，小二楼简直像是藏匿于山林中的小别墅。
王永亮说，这就是当年追随蔡立坚而来，也在此插队的周山湖出资修建的“知青小院”，楼内的几个房间内陈列着当年知青生活的一些照片和他们在此使用过的劳动、生活用品。我听驴友们说过这个小院，也见过他们拍的一些照片，可此时院门深锁，我们是无缘入内一睹这些“特殊的文物”了。
小院静得出奇，那些被封存在内的记忆应该也是寂寞的吧。尽管此处离当年杜家山的主要居住区域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知道，这个楼建在这里，其实就是在告诉路人，杜家山到了。
此后的路越加崎岖，不时还需要我的朋友与向导下车清理路面的障碍物，小车的底盘甚至几次都刮蹭到了一些山石。朋友坐在车上提心吊胆地说：人多的路不长草，就凭这一点，也说明来寻访杜家山的人没几个。
是啊，除了当年的知青一代，谁还会惦记这个已经只剩下一对夫妻的自然村落呢？而那代知青已到老龄，在百度的知青吧上与这些老人交谈时，他们都说，年龄大了、腿脚不便，对于自己曾经插队过的那些地方，几年前还有体力前往，现在是只能怀念，无力“朝拜”了。
一番曲折，两次熄火，爬上一座小山头后，杜家山的全貌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这是一个典型的袖珍村，站在村中央的大树下，眼睛轻轻扫视一圈，全村的房屋不管是尚在的、还是坍塌的，就都映入眼帘。朋友不甘心地爬到山梁上，但除了山与长满杂草的小路外，显然不再有其他的建筑迹象了。
再看眼中的房舍，保存最好的就是南端面对山沟的8孔石窑。石窑上中间雕刻有五角星，两侧刻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石窑前是被一截木栏围出来的小块菜地，3只看家的土狗对着空荡的荒山不时犬吠着。
王永亮说，这几孔石窑本是知青们为村中盖的大队部，当年杜家山村本来只有5户16口人，可是随着蔡立坚的落户与《人民日报》的报道，一大批追随者慕名而至，陆续有126名知青来到了这里，人口的增多，使得知青们开始自己动手修建宿舍与食堂，先是1971年在石窑的东北方修建了11间宿舍、盘出了土炕，接着是1972年又在宿舍前修盖起了面积相当的食堂兼做小礼堂，然后才是这8孔石窑，是1976年知青学大寨而自行建造的。
随着外迁村民的离去，如今唯一留守此地的一对夫妻成了石窑的主人，而那些砖建的知青宿舍与食堂，成了这对夫妻放置农用三轮车与圈养羊群的场所。除此之外，其他的土质窑洞基本都已坍塌损毁掉了。我们本想与这唯一的住户做番攀谈，但是山林阔大，两口子不知在哪里劳作，最终也只能作罢。
但是隐居于此的生活清苦仍然是可以想象的。当年，这里是全榆次条件最艰苦的地区，海拔2000多米，温差很大，能种的农作物只有不多几样，而且产量不高。想要改变杜家山穷困面貌的知青们的辛苦付出，如今留存给我们的只有三排建筑了，那些修整过的梯田、开垦出的坡地与引水小工程，都被漫漫的荒草覆盖到了岁月的深处。随着上山下乡风潮的散尽，知青们陆续返城，杜家山恢复了最初的人丁稀少，再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开始陆续离开了家乡。
杜家山，就这样散了。
蔡立坚们的杜家山
回程时我们折返到村口，这是村子的最高处，蔡立坚的墓碑与雕塑肃立在此。这是1997年，蔡立坚不幸离世后，当年与她一起插队的知青们为她修建的。当时的杜家山已经是空村一座了，可是大家还是在这荒芜中竖起了这座“丰碑”，告慰的是已经离去的蔡立坚，也是自己逝去的青春。
在他们眼中，杜家山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名，杜家山的光荣与伤痛，也不会随着村民的外迁消失无踪，因为这是他们的杜家山，是蔡立坚的杜家山。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文革”中，她给自己改名为立场坚定的“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潮流与时髦，大家用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表明自己的革命决心。
1966年，蔡立坚17岁，是长辛店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学校停课。当时，全国的红卫兵正进行革命大串联，同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组成了“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以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为学习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
有一天，他们走到了位于今日榆次庆城林场处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但站里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当时正是11月份，天寒地冻，加上他们肚子很饿，急需一个吃饭休息的地方。老乡就告诉他们可以去15里外的小村——杜家山，当时路特别难走，天又渐渐黑了下来，4个年轻的孩子不知在山中经过了怎样的摸索，最后终于到达了杜家山。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又累又饿又冷又怕的孩子们终于看到了灯火，那灯火该多么温暖人心！淳朴厚道的杜家山老乡们，马上做了小米饭，还生火让他们取暖，老乡对他们说，杜家山啥都好，就是缺劳力，很希望有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学生在那里扎根建设。
北京娃们在杜家山吃过饭后小憩一夜，第二天就上路了，走了100多里，来到了文水县刘胡兰墓前。刘胡兰是蔡立坚从小崇拜的偶像，站在英雄之地，她想到了杜家山的贫瘠，想到了“刘胡兰这样的革命先烈辛苦打下的江山，现在正是需要建设的时候”。从小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蔡立坚，随之在自己的偶像面前立下了誓言：“我要在杜家山落户，当一辈子农民”。
就这样，一个17岁的北京女孩子，挥泪告别了西行的同伴，只身一人返回了杜家山，在山上一住就是12年。后来，她面对《人民文学》原副主编、著名作家肖复兴时，说起当时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心里拴了一根绳，那一头在杜家山的老乡手里抻着，每走一步都被老乡抻着……”
当时，杜家山的环境十分艰苦，一共5户16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十分落后，根本没有文化人。“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几十里山路……她（蔡立坚）学着婆姨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
蔡立坚先是在杜家山当“会计”，帮着村民们记录工分，同时，还和村民们一起干农活，修路，她的目标是“把杜家山建成大寨式的新农村”，就这样，她从一位北京青年学生彻底被锻炼成了一个挑土、下地、砍柴无所不能的劳力。
1967年，蔡立坚自愿申请把户口从北京迁到杜家山。1968年3月18日，她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蔡立坚成了“文革”期间自愿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第一人。在办理户口事宜时，有关方面了解到了她的事迹，于是，先是学校给她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还派一个老师护送她到晋中，得到了当时晋中地区革委会领导的接见。
随后，《人民日报》的记者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杜家山上的新社员》的通讯，蔡立坚的故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也因此，她被确定为扎根农村服务贫下中农的知青典型，那一年她19岁。此后又有北京、太原、榆次等地的126名知青，在蔡立坚的影响下，登上杜家山插队落户。
1969年，蔡立坚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登上天安门，并光荣地与毛主席握过手，周总理叮嘱她“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她向总理做了保证。
蔡立坚在杜家山待了整整12年，直到1980年，负责知识青年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亲自关心蔡立坚“下乡”问题，“要求蔡立坚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下山当国家干部”。
1982年，蔡立坚离开杜家山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习深造，毕业时凭着出色学业留校担任辅导老师。
1997年5月24日下午，蔡立坚带着学员们外出考察旅途中遭遇车祸，同学们安然无恙，但保护学生的蔡立坚却经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享年49岁。
不该遗忘的杜家山
据周山湖回忆，1976年之后，每隔几年，他就会和当年的知青相聚来到杜家山，回忆当年的往事。这种聚会一直持续到1997年蔡立坚去世后。
“1968年10月10日，我正式落户到杜家山村。7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蔡立坚事迹的报道。我的一个同学8月份带我来杜家山村参加了一次夏收，在杜家山呆了10天后，我就想和他们一样，来这里锻炼自己。”当时的周山湖是山西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他觉得这种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值得去奋斗，于是背上一个书包，里面放着毛主席语录和日记本，就来到了杜家山村。后来蔡立坚任知青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时，周山湖任团支部书记。
对于蔡立坚这代人来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设家园、建设新中国，就是他们最崇高的人生追求。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在接受肖复兴的采访时，蔡立坚说：“眼下反映知青题材的作品不少，但大多写得太伤感太苦涩，虽然那确实存在，但我们不要借命运的苦楚和凄切，来博得观众的同情。知青身上更多地延续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意识中良好的传统，有理想、有激情，只图奉献，不求索取。那些可爱的青年不图名利，不恋城市，为建设农村披肝沥胆、笑献青春的胸怀和情操，至今也是难能可贵、可歌可泣的。我倒认为那一代知青内含的文化底蕴更值得挖掘。尤其是相对于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不正之风及一些人的颓废堕落，那代人的精神风貌就更加值得借鉴和弘扬了。”
这是蔡立坚的担心，不是担心杜家山的村民搬走，而是担心人们会忘记杜家山的历史，不幸的是，这种遗忘真的正在发生中。
在寻访杜家山之前，我曾在几个QQ群中发出邀请，不少网友都做出了回应，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杜家山是个怎样的地方，更不知道蔡立坚这个人。当得知这里只有当年知青生活留下的残垣断壁，而并非风景优美的“度假山”时，网友们纷纷失去了兴趣。到最后只有一个朋友陪我同行。
从杜家山回来后，我给周山湖老师打电话，询问他开发杜家山的计划进行得如何，周山湖说，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保护知青遗址的工作显得越来越费劲了，而且仅凭个人的努力，进度非常缓慢，效果不好。今年，他的计划是在“知青小院”的对面修建一处“知青茶院”，尝试着在陈列知青的图片与一些生活劳动用品外，还提供一个休憩的所在，以期能吸引一些热爱户外运动的人到访。另一个计划是翻修一下蔡立坚的墓碑与雕塑，因为随着风吹日晒，它们都已开始破损。
提到那个申请“知青村”文物保护单位的计划，周山湖说，2009年，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名录中，“杜家山村”就被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登记在册了，晋中市文物局也在为此积极奔走，但是至今还未被批下来。如今对遗址的维护，基本就是周山湖和几个亲戚在做，他们承包了杜家山附近的几个山头，陆续投入了30多万元，但是这些耗尽他们积蓄的资金，对一片空荡的大山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也曾想过找一些企业老板做投资，但这毕竟不会是热门的旅游项目，回报率也就谈不上，所以吸引不到什么社会资金。”尽管如此，周山湖说，这件事仍然是他最后的追求，哪怕卖房子卖地，他也会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青春，燃烧得异常灿烂的青春，而不管结果如何，曾有的青春、理想与时光对他们来说都弥足珍贵。
从杜家山归来后，我的几个QQ群里还有人在聊着赵薇的那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些人与我同龄或是比我还大一些，算是60后与70后为主吧。十几岁的差距，已然让青春不再相同，一种青春追求融入集体，一种青春追求寻找自我，而当这些青春都已成过往后，两代人怀念的事物也截然两样。
《致青春》的官方宣传词里有这么一段：“是的，青春终将散场，现实远比电影更加残酷无情，有着更多的失望甚至绝望，有着更加浓重的黑色，曾经的爱情、梦想、信仰可能会被击得粉碎。但不妨为心保留一块温柔的地方，心怀温暖，直面残酷。”
是的，面对青春，我们只有直面残酷了，因为残酷的其实不仅仅只是青春的终将散场，而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原来我们每个人只在乎、只怀念自己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