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广场

朔城区人民法院 王学良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公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十人，于公元前451年制定出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补充二表，这些法律条文后经森图里亚会议批准，公布于罗马广场之上，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十二铜表法》。虽然《十二铜表法》规定的法律条款没能给平民带来多少好处，但法典的编篡仍然代表着平民的胜利，因为既然法律已经公之于众，司法机关就得按照律判决和量刑。这部法律内容相当广泛，条文也比较明晰，使得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贵族阶级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意地解释习惯法。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在地球的东方，正值春秋战国阶段，郑国执政子产命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这是国家常用的法律，史称“铸刑书”。子产把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它打破了统治阶级专断刑律、任意处置剥夺百姓权利的不合理局面，在开启民智、唤醒人们自我意识，以至打破旧的政治格局、推动社会改革进步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如果既存法律符合普遍意义上的良法之法，那么法律获得普遍遵从的另一个大前提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法律为公民所熟知，至少要有所了解。唯有如此，法律才能实现其欲实现的规范作用。无论是法律的指引作用、评价作用，还是法律的预测作用、强制作用，亦或是法律的教育作用，都需要法律的普遍传播才能得以实现。当法庭之上，被告人声泪俱下地说出“我不懂法律才犯了罪”的时候，最痛心的人是法官。法官痛心于被告人对于法律的无知才导致了这一场场悲剧，而这样的悲剧有时候伤害的是一个人，有时候贻害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更有时候，戕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秩序。

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秘密武器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在图书馆、在网络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查询到每一部法律以及每一条法律解释。但事实上，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里，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在闲暇的时刻，去涉猎与法律相关的内容，“法”到用时方恨少，这是每一个来法院办案当事人最痛的领悟。

总需要有人站出身来，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于是，在朔城区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我们建成了我们的法治广场，广场左右两边二十个展板正反两面印满了我们想要引导当事人的、告知当事人的、劝诫当事人的、警醒当事人的忠告、法条和案例，向公民宣传法律，宣扬法治。而竖立在大楼正前方两面巨大的LED电子屏则滚动播出着最及时的法律相关信息与开庭通告。我们的力量和力度可能很有限，但至少，我们希望，每一个踏入立案大厅和审判大厅的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乃至旁听人员，都不会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盲”。

这个广场依然在建，不断地完善，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更新。我们希望更多地人能够来参观这个广场，不仅仅是在需要和法院“打交道”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在“12.4宪法日”这一天。在无意之中，每一个人都在丰富，都在创造，都在更新，我们离法治，也就越来越近。

《十二铜表法》早已在战争中被焚毁，而“铸刑书”也未能留存于世，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两次事件在法制史上的存在意义早已经超过了其存在本身。我们迈出的这一小步，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