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泽东推出一人 给江青的“总理梦”当头一棒
1974年6月1日，自1972年春发现膀胱癌以来一直抱病超负荷工作的周恩来终因病势沉重，住进了解放军 305医院。从此，周恩来就在医院中走完了他一生中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暗自欢喜。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
1974年国庆节刚过，在武汉的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告诉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将这一意见转告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王洪文没有立即将电话内容向周恩来传达，却先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就等于确定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对急于由他们来“组阁”的江青一伙来所，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周恩来心中舒了一口气。10月6日，周恩来约邓小平谈话，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江青一伙却暴跳如雷。10月6日晚上，江青急匆匆地来到解放军305医院，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江青不顾周恩来虚弱的病体，和周恩来整整磨了两个小时。但对江青提出的“意见”，周恩来就是不表态。
对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王洪文后来交代说：“(1974年10月6日)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在周恩来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江青等人又妄图从别的地方寻找他们的突破口。
这时，他们找到了“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 1974年5月，交通部干部李国堂、顾广文奉命到“风庆轮”上分别任政委和宣传干事，协助该轮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起航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国务院在造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对此，李、顾二人予以了驳斥，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当“风庆轮”9月底回到上海后，“四人帮”指使在上海的亲信炮制了一份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材料，诬告李国堂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并把这份材料送到北京。
江青等人围绕“风庆轮”问题做文章的原意是借批“崇洋媚外”来批周恩来的。
因为周恩来针对当时的情况积极主张从国外买一批船只。1963年，周恩来就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我国远洋运输船队建设。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又明确指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便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周恩来批准了个计划。曾担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顾明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但是，当邓小平被毛泽东提议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进入实质操作期后，“风庆轮”事件就被江青等人作为射向周恩来及其为首的国务院、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重磅炮弹。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风庆轮”事件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事。从此也可看出，“四人帮”手里确实拿不出什么牌了，为了打倒周恩来、邓小平，实现他们的“组阁”梦，只能不顾一切地抓住这种小事大做文章。
他们把“风庆轮”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批示将《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这份材料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而后又授意《文汇报》、《解放日报》在10月1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文章还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3日，江青在刊载有《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写下了一大段批示：“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思想，不向他斗争可以吗？” “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同日，王洪文紧随江青之后，也批了一段话：“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我已在10月13日告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批判。”
张春桥批示：“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姚文元也写了一大段批语，说：“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江青一伙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挥舞“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棒，其目的是打向周恩来，更是打向周恩来住院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份材料在政治局传阅。周恩来、邓小平也圈阅了，只是在名字上画了个圈，未表示任何意见。
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意见。
江青一伙不肯罢休。他们的目的还没达到呢！
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借所谓“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进行突然袭击和围攻，逼邓小平表态。
江青恶狠狠地说：“李国堂是国务院交通部的一个副处长，你们别看他官不大，来头可大呀。他有后台，我有证据，李国堂的后台就在国务院。”
一旁的邓小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江青又挑衅性地问邓小平：“小平同志，总理住院后，国务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你不讲话不行，你要向政治局讲清楚，国务院为什么要派李国堂到风庆轮上当政委？”
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
江青以命令的口吻说：“圈阅了算什么态度？你要表态。”
“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面对江青的咄咄逼人，忍无可忍的邓小平愤怒地站了起来：“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嘛！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不能强加于人嘛！这样政治局怎么合作？”
江青先是禁不住怔了一下。邓小平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这样顶撞江青，是江青没有料到的。接着，江青暴跳如雷，跳着脚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和谩骂。
张春桥、姚文元也一起加入对邓小平进行围攻。
邓小平愤然退场。
会后，江青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召集到钓鱼台密谋对策。江青说，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风庆轮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
张春桥说：“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江青提出要王洪文抢在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去见毛泽东之前，先到长沙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等在京的主要领导人，乘专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按照在北京同江青等人商量好的口径，王洪文恶人先告状。他危言耸听地对毛泽东说：他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王洪文还说：周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往来，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为风庆轮的事与江青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那一套。邓小平情绪那么大，与最近在参谋长人选和总政主任人选问题上有关。
王洪文还不忘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
毛泽东有着何等的政治智慧！他早已明白王洪文此番“冒着危险来”的来意。听完王洪文的话后，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性强，会打仗呢！
王洪文还想说几句，毛泽东扬了扬手，制止了王洪文，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呢。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彻底地碰壁了。非但没有半点收获，而且还让毛泽东觉察出了他们的“组阁”意图。
王洪文当即垂头丧气返回北京，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本来应该就此打住了，但他们还不甘心，又把希望寄托在陪同外宾前往长沙见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身上。他们知道王、唐二人在毛泽东面前说话较灵。
就在王洪文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江青等四人一起约见王海容、唐闻生。
江青说：“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是搞在一起的。”
张春桥说：“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这次会议邓小平与江青同志争吵是‘二月逆流’的重演。国内收支和对外贸易中的逆差，都是国务院领导人崇洋媚外造成的。”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把这些情况都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病重住院，没有参加17日的政治局会议，但他从不同的渠道掌握到了那天的会议情形。周恩来非常清楚，江青一伙这次行动完全是冲着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意在阻止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4日，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显然是让邓小平接替自己的安排。这对急于篡夺国务院领导大权的江青一伙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又怎能不狗急跳墙？眼下的对策是？
一方面，只要邓小平坚持站住不倒下就是胜利，尽量避免与江青一伙发生正面冲突，不给他们作乱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在外地的毛泽东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这个时候，这种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是最为关键的。
10月19日，周恩来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305医院谈话。
周恩来对她们说：风庆轮事件并不是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江青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小平同志已经忍了很久了。
此时，王海容、唐闻生对江青等人的做法也很反感。
10月20日，王、唐二人陪外宾飞长沙见毛泽东。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江青、周恩来同她们的谈话，并表示了对江青等人的不满。
毛泽东听后批评了江青，说：风庆轮问题本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已经在办，江青不应该那样做。
毛泽东还对王、唐二人说：回去告诉总理，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单。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这样一来，毛泽东明确地把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这无疑给江青一伙的“组阁”梦以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