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经济日报：谁来打通农田用水最后一公里
引黄灌区的灌溉系统，分三级渠系，由高到低分别是干渠、支渠和斗渠。干渠、支渠仿佛人体粗壮的血管，而通往农民田间地头的斗渠，则被称为末级渠系，好像人体的毛细血管。夹马口灌区之所以还没达到设计灌溉面积，关键在通往农民田间地头的末级渠系建设受到制约——
编者按：
水是山西之短，也是治晋之要。5月6日至7日，省委副书记楼阳生就全省大水网建设重点骨干工程建设情况作了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把“三严三实”的要求贯穿始终，以继续加快大水网建设为重点，扎实推进各项水利工程建设，深化水权制度改革，为山西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支撑和水保障。
调研期间，楼阳生专程来到运城市夹马口灌区，他强调，要严格落实我省农业水价电价惠民补贴政策，加快农业用水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灌区渠系末端管理水平，扩大引黄灌溉面积，稳定增加灌区农民收入，发挥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造福人民群众。
一个水资源利用率达世界先进水平，荣获联合国节水大奖的灌区，成立55周年以来，末级渠系防渗不到50%，90万亩灌区还有26万亩得不到灌溉。而这并不是因为工程管理上的原因……
两个矛盾无法回避，问题的核心在于通往农民田间地头的末级渠系虽经多年建设，但却尚不完备。一方面，受益的农民肩负着修渠的主要责任，但却因经济基础差，筹资困难；另一方面，国家每年拨付给末级渠系的款项太少……
三个盼水心切的村庄罗村、大疑山、三管村，在村干部的带动下，自筹资金修筑末级渠系，打通了农田用水的最后一公里，结果却落入了令人尴尬的窘境……
6月初，记者一行顶着骄阳，在夹马口引黄灌区进村入户，与农民座谈，探寻着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深切地感受到，这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这是全局性的问题。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是黄河岸边山坡旱塬的农民，却是“守着黄河没水浇”，他们是多么盼望能够让干旱的土地浇上山脚下的黄河水啊。
提水上山，解百姓之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坚持不懈的行动。
由此，在山西省南部运城市境内，夹马口引黄工程应运而生。这是黄河上第一座大型高扬程电力提黄灌溉工程。1958年建设，1960年受益。泵站共有三级9站。灌区由夹马口灌区、小樊灌区和泉杜灌区三部分组成。工程集“水源供给、泵站提水、渠系灌溉”于一体，设计灌溉面积90.9万亩，受益范围涵盖临猗、永济、万荣3县（市）19个乡镇45万人口。
站在夹马口扬水工程吴王水源站，记者看到，由巨大的钢制罐体托着26台高功率水泵机组浮于宽阔的黄河河面，一字排开、气势如虹。
远处，经过多轮扬水工程的协力提升，黄河水被引入山坡上的干渠，顺着山坡自流而下。干渠两岸，本是肥沃的黄土地，光照充足，无霜期较长，适宜农作物种植，但过去缺水，不过是贫瘠的旱地。如今得到了引黄水的浇灌，迅速变成丰饶的果园，高产的麦地。
2008年，夹马口灌区北扩工程开始实施，将黄河水再扬高155米，让黄河水往临猗坡上流，解决当地农民“眼瞅着黄河水就是进不了门”的困境。工程当年建设、当年见效，再创水利工程建设奇迹。坡上地势较高的10个乡镇83个行政村的40.6万亩农田，终于用上了黄河水。
夹马口灌区北扩一支渠渠口，位于临猗县北辛乡东卓村，记者在那里的果园碰到了61岁的农民谢祖让。这个村有六七十户人家，过去种小麦，现在大都在种收益更高的果树。老谢家有6亩果园，种植的多是红富士苹果，现在只有核桃般大小，每个果子都套在塑料袋里。
“过去我们这里浇地用的是井水，井打得越来越深，抽上来的水越来越少，水费贵不说，有时候浇地还排不上队。现在用上了引黄水，6亩地4个小时就能浇透，只需要一百二十多块，比以前费用节省了80%，也省了70%的功夫。”谢祖让开心地说。
“还有人用井水浇地吗？”记者问。
“全都不用机井浇地了，我们村几十口井都闲着，井口留着，抽水设备都卖了。有引黄水，谁还用井水。那差距真是天与地啊！”
水是农民的胆，有水才敢调产。水费省下的是一个小数，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才是大头。不少旱塬上的农民用上引黄水后，改种经济林，纯收入是以往种旱地小麦收入的几倍、十几倍。
“引黄水，好太太（好极了）！”谢祖让说。
一路采访，记者听不同的农民这么说了一路。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水利灌区的灌溉系统分三级渠系，由高到低分别是干渠、支渠和斗渠。干渠、支渠仿佛人体粗壮的血管，而通往农民田间地头的斗渠，则被称为末级渠系，好像人体的毛细血管。夹马口灌区之所以还没有达到设计灌溉面积，核心在于通往农民田间地头的末级渠系虽经多年建设，但进展缓慢。
相关人士介绍，在政府投资主导下，夹马口灌区的引黄干渠、支渠修到了旱塬上的村庄附近，但灌区的末级渠系，即通往农田的斗渠，需要农民修筑，国家则给予一半的补助。
一路行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所有的农民都知道修通斗渠，会让自己旱地变水地，受益匪浅，但部分村庄却因农民经济基础差，筹资困难，只能望水兴叹；也有少数村庄，在村干部的带动下，自筹资金修筑末级渠系，打通了农田用水的“最后一公里”。
罗村，属于临猗县北景乡。过去十年九旱，虽然田广地多，但农民依然生活窘困。2010年，夹马口北扩工程干渠全线贯通后，罗村党支部书记谷银胜和村委会主任白俊青，带领全体村民修渠引水，在农民筹资困难的情况下，白俊青自己贷款120万元垫资完成土方工程，全村基本都变成了水浇地。由于这里地多，农民变种麦子为种水果，家家户户随随便便就能挣十多万元。过去背井离乡出门打工的劳动力，大多回来了。
给村庄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白俊青却不知何时才能收回投资。“村里人过去穷，拿不起修渠的钱。我搞养殖，挣了点钱，就先垫上。让大家先浇上两年地，有了钱，再给我。”
山西省临猗县北辛乡境内有座大疑山，是该县的一个制高点，当地村支书张奇峰辞职后，筹资1700多万元，自主建设了从夹马口引黄灌区到本村的提水工程。通过两级提水，黄河水再提升150米，从大疑山顶，自留灌溉附近农田。整个系统国家投资补助800多万元。
“我们这里是旱地，老百姓的井越打越深，水却越来越少。上世纪80年代，我包了村里400亩山地，一亩一年费用才三元钱，可是我种地仍然赔钱，浇不上水，谁也没办法。我后来想打井，但打不成，看到夹马口灌区北扩，就想引水上山。我哥是做生意的，借给我1500万元。我就在国家支持下，参与修筑了这个工程。水上了山，周围的旱地变成了水地，承包费这几年都涨到了三四百元钱。”张奇峰说。
他现在的身份是大疑山农民用水协会的会长，说到这一工程，却连连叹气。
“我们这里的人过去靠打井抽水浇地，一方水要三块五。和管井的人关系好的人家，能够浇上两次，关系一般的只能浇上一次，浇不够水，收入就会减少。农民为了浇水，吵架的，喝农药的都有。我原来想修建这个提水工程，除了浇自己的地，还能浇周围两县四乡十一个村庄的两万亩地，多少也能挣点钱。没想到缺水时，农民觉得能用上水就行，价钱倒在其次。我把水引上山时，老百姓感谢我，我是这一带的名人。等到用水有保障了，农民便纷纷找政府，要求我降价。我的各种成本都算在内，水价是两块，开始我定的是一块五，现在只收一块左右。每年挣的钱，刚够还我哥的利息，本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回。这项投资根本不挣钱，还要赔钱。”张奇峰说。
“你的管理不如夹马口灌区精细吗？人家的管理是世界一流的。”记者问。
“他们指导、我们管理，但我们的管理费用应该比他们还少，因为我们是私人的，用的很多是临时工。问题主要是农民没钱，跟他也讲不清道理，他不考虑你的成本，他只是说为什么夹马口灌区的水是一方两毛七，你就要一块？你说这里面有各种工程费用，不能跟低的地方比。他就说，国家能修那些引水工程，为什么就不能给高的地方免费修？”张奇峰显得很无奈。
“农民找政府要求我降价，物价局来了，我给他们讲明白情况，我说亏本的生意不能做，要不这片地，你们物价局浇了？个人投资小水利，用水价格必须自己说了算。否则不行。”他套用了一部电影里的台词：“我觉得农民办水，就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死路一条。”
在万荣县三管镇三管村，记者见到了农民用水协会会长许峰。他的父亲是老村支书，2012年筹资1860万元，建扬水站，提取夹马口灌区的引黄水，原设计浇灌两万亩旱地，现在实际上，只能浇灌七千亩，也因为投资太大、斗渠修建不足，转不起来。
“原来这些钱是准备修果库的，我爸动员大家引水上山。股东们觉得这是给老百姓办好事，自己也能挣钱，于公于私都有利，干嘛不干？但水上来后，老百姓总拿低处的引黄水的两毛七和我们的水价相比，觉得抽上来的水贵，不少人依然使用深井水。我们村的井越打越深，井水的费用远高于我们抽上来的水，但他们曾经在打井上投资过，有分红，所以也不愿意另外投资修斗渠的钱，结果我们的引水工程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不断赔钱，股东们闹着要退股，我爸受不了这个压力，得病去世了。我现在愁得只想让国家把这个摊子接过去，把钱还给股东就行了。”许峰的故事让人听得沉重。
“我想替农民说句话，希望国家能承担起灌区末级渠系建设的全部费用。”
张学会，运城市夹马口引黄管理局局长，一路陪着记者调研。此前曾多次向上级部门争取政策和资金，缓解这三个引水村庄的困境。记者就如何打通农田用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农村水利的末级渠系和农村小水泵站的建设，现在是由谁来投资的？”记者问。
“这一块是由受益的农民承担建设责任，国家给予一半的补助。国家也怕投钱修建的工程，农民不用，造成浪费。这方面的钱，也是哪个村积极就先拨给哪个村，并不是本着让灌区系统发挥最大作用来考虑。”张学会说。
“这样做对吗？”
“我觉得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为最急需水的村庄，有可能更加贫困，他出不起钱，不等于他不积极。拨款的部门不能谁有钱就给谁，需要水的人可能更没钱。”张学会说。
“我们一路看到，农民对引水入田很有积极性，但看来，他们自筹资金做这样的事，十分吃力。问题出在哪里？”记者问。
“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想有一番作为的农民，不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你服务的对象，就是你应该帮助的对象，他是农民，与城里人相比，收入依然不高。私人办水难就难在这里，水是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但我们却不能把水当作商品卖给农民，水的价格并不能完全体现其价值。比如我们灌区的引黄水，每方只有两毛五，也不能完全反映其成本，实际成本是每方三毛九，还不包括折旧大修，这些费用国家承担。引黄水价格这么低，是因为含有各种国家补贴才降下来，这里面含有国家给予农民的各种福利。灌溉应该算作准公益事业，盈利空间有限。这些私人投资者以为有需求就有市场，以为水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水价可以按市场规律来定，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他们把这个不是完全商品意义的水，当作商品水来卖，结果出了问题，这就是他们投资失利的关键所在。”张学会说。
“这么说，如果投资者想通过PPP模式，参与打通农田用水‘最后一公里’的工程，也是不行的？”
“当然，这没有多少盈利空间。投资者喜欢投资水电工程，那里面回报还行。”张学会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灌区，国家主要投资修建干渠、支渠，而不把斗渠也修建好，没有这些末级渠系，水还是进不了农民的田。”
“修建农村水利的钱，掌握在好几个部门手中。有时候，一些基建项目完成了，但末级渠系没修建，工程照样没有用。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有的非水利部门拨钱修的渠，连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没有，农民很不好用。”张学会说。
“灌区水利系统的建设，应该统筹资金，按系统思维的方式进行使用。好比一个人要出门，不能今天买个衬衫，明天配个帽子，这身衣服还不知何时才能配整齐。现在好像是衣服裤子都有了，就是没有配鞋子。”
“现实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这些资金还撒‘胡椒面’，这家给一点，那家给一点，今年给一点，明年给一点，结果给你的鞋，还是一年给一只，鞋带还要自己配。比如我们夹马口灌区，建成55年了，还有26万亩待浇地，因为末级渠系不配套，浇不上水，老百姓只能望水兴叹。”
“应该是好一些，集中资金把一个灌区的体系都建成了，系统就会发挥最大作用，然后可以再攻克另一个地方的问题。现在是，每家都给拨点钱，谁家也不够把整个系统建成，结果谁家的效率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夹马口的末级渠系都建成只需要1.5亿元，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钱。”张学会说。
“对于打通农田用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是农民的儿子，学的是水利，几十年干的是给农民浇地的活儿，我想替农民说句话，希望国家能承担起灌区末级渠系建设的全部费用。农民收入相对来说还是低，一些地方的农民还是拿不起。
本报记者 郑亦工
记者手记
政府应出资修筑末级渠道
不到基层，就无法体会到罗村之变带给百姓的巨大喜悦。
罗村及附近的埝底村，曾经是老乡们眼中山西最贫困的村庄。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老乡们穷到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是罗村、埝底的人。
现在，这两个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家家户户种水果。之所以能够种水果，是因为这里用上了引黄水，使全村的“旱地”变成了“水地”。水果水果，有水才有果，没有水，哪有果？
夹马口北扩工程给这里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用上了引黄水，改变了这里的农业种植结构，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
得知夹马口北扩工程干渠即将修通的消息，罗村等个别村庄干部群众齐动手，自筹资金修筑了引水到村的斗渠，实现了百姓生活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更多村庄的百姓无力负担修筑引水到村的斗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引黄水从村庄脚下流过。
夹马口灌区成立已经55年了，其提水能力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原因就在于许多引水到村的斗渠，农民无力修建。
灌溉系统若想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益，国家除了投资建设干渠等大型项目之外，也应该出资修建斗渠等小项目，打通农田用水最后一公里。否则就像人体的供血系统，如果存在着毛细血管的缺失，就会导致局部供血不足……
罗村变了，但更多的村庄期望着像罗村一样，用上引黄水，过上好生活。这需要修筑更多的末级渠道。这笔费用，农民希望政府统筹出资，或者扛起大头。旱地农民的财力有限，他们确实太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