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应多措并举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28.1％。从今年6月1日起，北京全市范围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将禁止吸烟；室外也对吸烟多有限制，如排队时禁止吸烟。违者将被处以个人最高200元、单位最高1万元罚款。北京市设立统一举报电话“12320”，市民也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进行投诉。该条例被誉为“史上最严”，也是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为接轨的一部地方性法规。

　　控烟，在我国一直步履维艰。1998年，深圳出台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控烟法规，但实施十余年来竟然没有开过一张罚单。同样，其他地方陆续出台的地方性条例也遭遇了“软钉子”，满纸的规定仍然“掐不灭”公共场所那一支支点燃的香烟。

　　各地控烟条例成了“纸老虎”，一方面与法律效力等级过低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法规中抽象的原则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内容不足。

　　现在公众最大的担忧是，北京的控烟《条例》出台后，会不会像一些地方控烟法规那样变成“花瓶”？而如何破解监督与执法困局正是关键。要破解控烟中的执法困局，亟须明确监督主体，还有专门的执法主体。监督主体的责任是监督各个行政部门，而执法主体是对具体吸烟者依法处罚。

　　世界上公认的最具有成本效应的控烟措施是提高烟草的税收和价格。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烟草价格每增长10％，放弃吸烟的成年烟民增加3．7%，放弃吸烟的青少年烟民增加9．3%，而这一数字在发展中国家则要翻一番。自5月10日起，我国调整卷烟消费税，烟草行业的批发价格也将同步上调。

　　新华网网友“南柯一梦”说：“控烟，要‘堵’更要‘疏’。”城市明确在公共场所控烟的同时，也应考虑给烟雾一个有序的出口，对逐步戒烟、主动减少吸烟量的烟民给予正向鼓励。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烟民及潜在烟民主动戒烟。如此，才能合力创造一个绿色文明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