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儿童“买方”也将被追责

　　CFP

　　医闹入刑、校车和客运车辆超员超速入刑，收买被拐儿童，即使没有虐待、不阻碍解救，也不能免除刑罚……

　　6月24日下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对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新林评价：“这次刑法修改坚持问题导向，二审稿在关注民生、解决公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等方面亮点纷呈、可圈可点，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人文关怀。这些修改将进一步提高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效果。”

　　 医闹行为拟究刑责

　　现行刑法规定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时，不少意见认为，医闹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个别人以医患矛盾为由，故意扰乱医疗单位秩序，严重侵害医护人员身心健康，损害公共利益，社会危害严重，应明确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风气，而且有人专门成立了公司帮助你‘闹’。在医院里私设灵堂、大哭大闹、打砸设施、侵害医务人员的人身健康等，甚至进行人格侮辱，要求医务人员下跪、磕头等都有，很不像话。建议修正案草案加入这条，严厉制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农业大学校长温孚江说。

　　采纳常委会委员和社会公众的意见，二审稿增加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彭新林认为，将医闹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有利于加大打击力度，防止“以闹取利”等不良风气的滋长，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也有利于为医务人员营造安全的执业环境。

　　他同时表示，“医闹”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进行法律制裁，还应该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包括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畅通患者诉求表达渠道、加强医患沟通协调等，形成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合力。

　　 严惩校车、客运车辆超员超速

　　随着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把醉驾、飙车规定为犯罪，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此后，社会上要求把另一大“马路杀手”——超员超速规定为犯罪的呼声日渐高涨。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规定：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犯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一同定罪处罚。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表示，审议中有意见认为，有的接送学生的校车管理不规范，严重超员、超速从而发生恶性事故，严重危及学生人身安全，社会影响恶劣，应当增加规定为犯罪；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等从事旅客运输业务的机动车超员、超速的，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应明确规定为犯罪；对这类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也应追究刑事责任。

　　彭新林指出，这一条款属于刑法理论上的“行为犯”，即只要校车和客运车辆超速超员达到一定程度，不管是否发生了危害后果，都构成犯罪。“这一规定，大大加重了对超员和超速行为的惩治力度，从而达到风险预防早期化的效果，将从根本上减少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另外，对于社会广泛呼吁的“毒驾入刑”问题，记者了解到由于各方面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写入草案中。对此，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回应表示，“毒驾入刑”问题要真正进入立法的程序，还有一些比较具体、比较复杂的问题和困难。比如说毒驾的认定，确实有一些技术困难。

　　“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把毒驾纳入刑法、列入下次刑法的修正案才有基础，才有可能。”刘跃进说。

　　 严惩拐卖儿童“买方市场”

　　在法学家看来，法律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制裁力度已相当严厉，问题在于对买方的打击不力。按照现行刑法，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10月首次提交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审议中，有意见指出修改后处罚力度还是偏轻，“买方市场”依然难以抑制。

　　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赵东花说：“一审时将其规定为犯罪，但又可以免于处罚，这势必造成买人者的侥幸心理，不利于发挥社会正面引导的作用。既然作出了修改，那就应该改得更彻底一些。”

　　根据多数意见，24日提交审议的二审稿，将“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进一步改为“可以从轻处罚”，删掉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彭新林告诉记者，收买者大多将被拐儿童作为自己的子女收养，通常情况下不会虐待儿童，也不敢阻碍解救儿童。如果不予以处罚，他们认识不到收买儿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有的甚至在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儿童后产生“再买一个”的冲动，难以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从一审到二审的修改，显著加大了对‘买方市场’的惩处力度，这将有效斩断拐卖儿童犯罪的利益链条，进而推动形成‘收买儿童是犯罪’的全民认知。”彭新林说。

　　 替考双方一同惩罚

　　6月下旬，各地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与之相伴的，是对考试舞弊行为的追问。2015年高考第一天，江西南昌就发生了替考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近年来，人们对考试作弊深恶痛绝，不断呼吁用法律手段加以惩治。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稿增加了考试作弊的犯罪，明确：在国家规定的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一同定罪处罚。草案同时明确，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处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

　　审议中，这一条款主要收到两点意见：一是有观点认为“国家规定的考试”过于宽泛，可能使打击面过大；二是不少人担心，很多替考人员都是在校大学生和未成年人，且对替考行为在规章中都规定了开除等处罚措施，作为犯罪处理太严厉，社会效果不一定好。

　　记者查阅文件发现，二审稿将“国家规定的考试”改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考试作弊罪将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高考、国家司法考试等十几种考试。对于替考入刑，二审稿维持了一审稿的写法，没有改动。

　　“我支持这一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说，“每一条刑法条文都对应特定的时代，对应具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应当通过惩罚来确立行为规范，提示行为对错的标准。对替考双方都进行刑罚处罚，对于维护考试秩序，保护考生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具有特殊意义。”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转型带来的新问题，都需要在刑事立法中加以回应。建议专门制定一部针对轻微犯罪的法律，把类似替考、醉驾等轻微犯罪行为都纳入其中。”周光权说。

　　（光明日报北京6月24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王逸吟 殷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