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警员理性思维

      制度规范上的理性 　　

　　德国是一个发达的法治国家。大有法律，小有规章，大有原则，小有细则，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强，强调按章办事、按流程办事，一切都在规定的制约下显得井然有序，警察执法更不例外。有了包罗万象的规规矩矩，首先节省的是人力，人们通过法规就能明白自己什么情况下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做了什么就会有什么法律后果，按流程来，一切都尽在把握。一位德国家庭主妇开玩笑似的抱怨：连我们家阳台上摆什么花、遮阳布多长多宽，法律都作了规定。其次它规避的也是人力，即人为因素。德国的法律几乎无空可钻，法律用词极为细心，法律逻辑极为明晰，很少模棱两可的规定，特别是在对行政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授权性规定中更为谨慎，法权思想根深蒂固，法左右人。　　

　　另外，通过专门立法，还可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柏林警察每年平均要应付2400余起游行示威，且宪法规定游行示威只需事先登记即可，不需取得审批。但他们有一项单独立法明文规定了游行示威不得前往国会、议会、市议会，除非经议长同意后方可于星期天前往，否则就是违法犯罪；其实后面只是一纸虚文，他们星期天都要去教堂，况且议长也不会同意。法律并不是死的条条框框，聪明的执政者总是让它充满智慧的闪光。　　

　　 非现场警务活动中的理性 　　

　　首先，在工作预案方面，他们不会对同一类型事件重复做预案，而是早已以细则形式假设了多种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变化，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方案，一旦事情发生，一切按部就班。有了细则的规定，就等于有了授权，这样就可以避免层层请示，简化了手续，能够及时处理。而细节上因地制宜的东西，现场指挥官就可以拍板了。　　

　　其次，德国警察在指挥中心人员的安排上，比我们多算一筹。在我国，公安机关习惯抽调声色甜美的年轻人负责接警任务，但他们大部分只是扮演上传下达的机械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指导调度的功能，而在德国柏林警察总局的指挥中心里，是清一色的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中年高级警官，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在接警后，他们能够做出第一反应，他们能够直接调度某一分局某一派出所的某一辆巡逻车参与处警，并指导他们工作原则和方针，包括具体措施。这从某一方面说间接地减轻了我们各分局业务处室主管领导的负担，使他们能够抽出时间，在一些大局问题上作出研究、分析、判断，并有足够的精力来关心警员的心理状态和福利。 　　

　　第三，在大型活动的保卫工作上，德方的前期幕后工作特别到位。德国的大型活动主要体现在足球甲级联赛和每年五一节的大游行上。德国甲级联赛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我们也现场感受了联赛的气氛，但那里却很少出现骚乱和暴力行为。德国警方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抓住了其中的关键点———票务和人（重点为极少数足球流氓）。在票务管理上，他们实行主客场球迷分区域售票、分入口进场和分时段退场的策略，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他们之间的身体接触；在对人的管理上，放在对重点人的控制而不是对面的控制，在对付足球流氓的斗争中，德国警方实行全年动态专线跟控，各兄弟单位间信息交流与协作极为频繁，足球流氓飞到哪儿，掌握黑名单警官的目光就跟到哪儿。特别是对醉酒的球迷禁止入场，并只允许在场内饮用软包装饮料。针对五一节的大游行，警方会提前一年进行准备，包括策划最佳路线，进行队形演练，并采用耳目人员，打入左派和右派组织的内部，有些人员甚至已经当上了组织的头目。所以这两个极端组织的一切行动均处在警方的密切观察之下。　　

　　 现场警务活动中的理性 　　

　　德国警方出警不求大而全，但求少而精。德国警方出警原则一律是属地，在发生案件时，属地临时指挥官具有最高指挥权，他可以调动一切所需的人力设备资源。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报警电话也是110，但他们分轻重缓急而出警，比如报警开个门或很微型的交通事故，警察不会不去，也不会马上去，而是故意让他们等得不耐烦而自我解决或自我调解。这样就给他们一个教训，不能滥用报警权，以使警方有充足的警力处理其他问题。 　　

　　实战中讲究以巧取胜，德国警方很重视经验技术技巧的积累。每办完一起案件，他们都要组织讨论会，从而得出优化方案。特别是在对人这个主体的研究上，颇有所得。犯罪有犯罪的主体和主观方面，执法也有执法的主体和主观方面。首先，他们对违法犯罪者进行研究，比如在游行示威中，针对轻微犯规者，需要带离现场时，一般警官都以友好、微笑的姿态出现，不会采用剧烈的扣押动作，这样可以避免造成群众与警察间的对立情绪；或者在示威游行队伍的对面第一排安排年轻漂亮的女警，这样队伍就很规矩，不会冲出警戒线；再如在严重恐怖暴力分子进行人质劫持时，警方有谈判专家，他们把犯罪分子的思想波动划分为几个阶段，在几个阶段中情绪有高峰和低峰，高峰的时候敌进我退，尽量答应其条件，在低峰的时候可以激怒对方，等其精力注意力消耗到最低点的时候，就可以发动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