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的由来

　　山西，旧称“山右”。作为省级行政区的称谓，《辞海》曰：“因在太行山之右（西）得名”。但是，这仅仅属于一种“想当然”式的结论。如若再问，那么“山东”呢？疑窦会马上出现，由此说来，看似简单的名词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而难言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以正本清源。

　　一、山西作为地理概念，起初专指关中，后来也被用指太行山以西地区

　　山西名称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与六国有关山之隔，关谓函谷关，山曰崤山，遂有关东、关西（关中、关内）、山东、山西之称。《史记》卷40《楚世家》曰：“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从，即“合纵”也。《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载楚汉之争时，“萧何填抚山西。”填，乃“镇”也。而《汉书》卷69《赵充国传》班固“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髙上勇力，鞍马骑射。……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因此，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1《河东山西》曰：“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

　　山西作为太行山以西地区的称谓，始见于北朝，偶见于隋唐。《册府元龟》卷622《忠节》记北魏末，“裴延隽拜太常卿，时汾州山胡恃险寇窃，正平、平阳二郡尤被其害。以隽兼尚书，为山西道行台节度、讨胡将军。”按：汾州、正平、平阳，分别即今山西离石、新绛和临汾。《北齐书》卷22《卢文伟传》云：“族人勇，字季礼。……尔朱灭后，乃赴晋阳。髙祖署勇丞相主簿。属山西霜俭，运山东乡租输，皆令载实，违者治罪，令勇典其事。”晋阳，亦称并州，即今太原，时为东魏大丞相高欢的霸府所在。《北齐书》卷11《安德王高延宗传》曰：“后主将奔晋阳，延宗言：‘大家但在营莫动，以兵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纳。及至并州，又闻周军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事。”东魏北齐都邺（今河北临漳），疆土跨太行两侧，山西、山东（指今河北）遂成熟语。隋大业“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旧唐书》卷1《高祖纪》）。《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云：陈州刺史“赵犨求援于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诸军，由蒲、陕济河，会关东诸侯，赴援陈州。”需要说明的是，唐代设置河东道，以太原为首府，辖区囊括今天山西省全境，但史书中的“山西”仍多指关中。

　　二、辽代，山西成为西京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的称谓

　　契丹建国朔漠，后得幽（今北京）云（今大同）十六州，仿唐五京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上京（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治辽阳府）、中京（治大定府，今赤峰宁城）、南京（治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治大同府）五个道。其西京道，地处西南，相当于今天雁北、张家口和内蒙古中部地区。西跨黄河，与西夏接壤；南界恒山，与北宋对峙。进而，因在大兴安岭、大马群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与东部四京相隔，遂有“山西”之称。然而当时“山西”的范围不止西京，亦包括上京道的岭西地区（含今蒙古国）。对此广大区域，辽朝在西京道设立西南路招讨司（治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在上京道设立西北路招讨司（治今乌兰巴托西），统领诸部族骑兵，捍御边疆；遇事，设“山西兵马都统军司”，总统二路边防。在财赋征管方面，设“山西路都转运使司”于大同。从此，赋予“山西”新的地理概念。

　　《辽史》卷9《景宗纪下》载保宁十一年（979年）宋太宗灭北汉而引发的战争：三月“己丑，汉复告宋兵入境，诏左千牛卫大将军韩侼、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以本路兵南援。……九月己卯，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休哥、南院大王斜轸、权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军节度使善补领山西兵分道以进。”据此，知大同军节度使所统“本路兵”即“山西兵”。再如卷11《圣宗纪二》载统和四年（986年）宋辽西京争夺战：“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庚辰，寰州刺史赵彦章以城叛，附于宋。辛巳，……顺义军节度副使赵希赞以朔州叛，附于宋。……彰国军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应州叛，附于宋。……夏四月……辛丑，宋潘美陷云州。……五月……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与惕隐瑶升、招讨韩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惕隐瑶升、拽剌欻烈、朔州节度使慎思、应州节度使骨只、云州节度使化哥、军校李元迪、蔚州节度使佛留、都监崔其、刘继琛，皆以闻敌逃遁夺官。……冬十月……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文中所谓“山西四州”，俱属西京，其民随宋军南迁，见《宋史》卷5《太宗纪二》：“五月……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

　　三、金代及蒙古国时期，山西范畴缩小，先则指代西京，后则专指大同

　　女真金朝灭辽，又灭北宋，疆域南扩至淮河一线，定都燕京（时谓中都）。承袭辽朝故实，五京依旧，但改“道”为“路”。得北宋之地，将河东路分析为二，河东北路治太原府，河东南路治平阳府；改京东东路、西路为山东东路、西路，山东行政区雏形从此确定。较辽代而言，金代“山西”的范围逐步缩小，一是蒙古族崛起，蒙古高原脱离所有；二是西南、西北招讨司所统“山后诸部族”，均回缩至西京境内。因此，山西成为西京路的专称。

　　金代末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兵南下，金宣宗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号称南京。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曰：“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女真千里山河尽归蒙古。蒙古窝阔台汗时，西京宣德州（治今张家口宣化）地位上升，又名“山西东路”，大同府则为“山西西路”。时中书令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课税所，宣德、西京各设长官。既而，《元史》卷4《世祖纪二》载：中统四年（1263年）八月，“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脱离了西京的管辖。从此，西京路唯大同一府，独享“山西”之名。

　　四、元代设河东山西道，治大同，辖全晋；明初行中书省于太原，山西省成为定名

　　《元史》卷91《百官志七》曰：“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每司宣慰使三员，从二品……凡六道：山东东西道，益都路置；河东山西道，大同路置……”按：河东山西道，亦称山西河东道；河东山西道宣慰使，亦称山西宣慰使、西京宣慰使、西京道宣慰使、大同宣慰使，是元代河东山西道的最高军政长官。最早任山西宣慰使的李德辉，在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1260年～1264年）。

　　《明史》卷41《地理志二》云：“山西，《禹贡》冀州之域。元置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使，治大同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四月，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治太原路。三年十二月，置太原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山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由此可见，元代大同的地区行政中心地位，明代以后让位于太原。同时可以看到：元朝“河东山西道”，明初改称“山西等处”，山西的地理概念、范畴扩大了，终于实现了与太行山以西的地理特征相吻合。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既于太原设立“山西等处行中书省”，太原遂为省城。山西省作为“山西等处行中书省”的简称，从此闻名于世。

　　我们检校明代著作，均书写有“山西省”之称，足证明代“山西省”已经成名。现在有人讲：“清为山西省”（见《辞海》）、“清代始名山西省”（《山西省情概览》），陋也。

　　五、《辞海》对山西得名解说的错误根源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对山西省的形成历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可以判定《辞海》“因在太行山之西得名”的解释，似是而非。其失误在于：忽视了“山西”由地理概念到行政区划的漫长演化过程；不懂装懂，强言附会。

　　然而，非独辞书作者如此，我们的前辈史学大师亦迷惑不解。例如《金史》卷108《胥鼎传》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这条史料记载的是：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年～1217年），成吉思汗蒙古大军南征，太行山两侧军民避难迁徙，追随朝廷流亡河南的史实。而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云：“按山西与河东意复……疑‘山西’当作‘陕西’。”其实，山西是大同府为中心的金西京路，河东指太原府、平阳府为中心的河东两路，二者既不矛盾，也不重复。

　　追根溯源，问题大致出自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的论断。其《日知录》卷31《河东山西》曰：“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这一观点，后为清末大儒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8《河东山西》所复制、重申，进一步垄断了整个学术界的认知，以至数百年间无人敢于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