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隐形门槛”对中国阶层流动作用日益凸显

21.12.2015  18:55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日共同发布的《民调蓝皮书:中国民生调查报告(2015)》指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最低。我们对“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以1~5分计,结果显示,教育背景为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对其目前工作的满意度打分,均值为3.93分,在不同学历背景的受访者中满意程度最高;其次是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受访者,他们对其工作满意程度的均值为3.90分。而在不同学历的受访者中间,对工作满意度最低的一类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此外,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的隐形门槛作用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尤其是家庭关系资本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日益凸显。

农民工、教师的被信任度最高 企业家政府官员受信任度低

蓝皮书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农民工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高(3.83分),居于首位;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居于第二位的是教师(3.66分)。职业群体被信任度均值较低的是企业家(3.12分)和政府官员(2.82分),其中,受访者对政府官员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官员成为唯一低于3分的职业群体。

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大量涌入城市、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环。农民工被信任度均值最高,体现出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水平有所提升,城市边缘化和弱势地位的状况有所改善。在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下,较高的信任度和契合度为农民工进一步适应与融合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人际信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官员贪腐现象的不断曝光和企业剥削论的不断传播,当前社会上“仇官”和“仇富”的态度泛滥,导致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信任度受到影响并不断下降。综观全球对政府和企业家的信任现状,201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埃德尔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指出,在26个国家的3.1万名受访者中,有50%的人表示,他们相信企业会做对的事情,但只有18%的人相信在企业处于困境时企业领导人会说实话;与此类似,有41%的人表示相信政府,但只有13%的人相信政治领导人会说实话。正如报告负责人所说,当今全球已然陷入一场“领导力危机”。在本次调查中,透过受访者对各职业群体的信任度均值可以看出,当下居民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值最低,并且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均值已经低于一般水平,政府官员也成为各职业群体中被信任度均值唯一低于检验值的职业群体。

20岁以下和20~29岁青年群体对未来社会地位上升信心高

蓝皮书调查考量了不同年龄组居民对自己未来5~10年的社会地位变化的预测情况,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的居民对自己的社会流动预测具有显著差别。20岁以下、20~29岁、30~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各年龄组的居民的社会流动预测均值分别为0.98分、1.11分、0.73分、0.32分、0.28分。经过两两比较,20岁以下和20~29岁年龄组的青年群体对自己未来5~10年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显著高于30~44岁、45~59岁、60岁及以上的群体;30~44岁的中年群体对自己未来5~10年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低于20岁以下和20~29岁的居民,但高于45~59岁和60岁及以上的居民。

人脉关系被认为是导致上升通道不畅的主要原因

蓝皮书将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个人原因归结为“个人能力”“个人机遇”“个人性格”“性别因素”“教育背景”“个人人脉”“个人财富”“个人努力”“个人职业选择”和“其他”。有13.7%的受访者认为“个人人脉”是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个人原因,占比最高。有12.9%的受访者选择“个人能力”,位居其次。占比超过10%的依次还有“个人努力”(11.8%)、“个人性格”(11.3%)、“教育背景”(11.0%)、“个人机遇”(10.2%)、“个人财富”(10.1%)。

人脉,其核心就是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就中国而言,人情社会特征明显,这必然会使得那些人脉关系缺乏的阶层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渠道。在本次调查中,透过受访者选择流动受阻的个人原因频率可以看出,当下社会“个人人脉”成为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首要因素。

同样,在家庭原因中,家庭人脉资源不足被认为是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主要因素。

调查将可能导致上升通道不畅通的家庭原因归结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家务负担过重”“家族地位不高”“家庭人脉资源不足”“家庭教育缺乏”“家庭关系不和谐”和“其他”。在家庭原因中,有21.3%的受访者选择“家庭人脉资源不足”,居第一位;“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和“家庭教育缺乏”分居第二、三位,占比分别是16.8%和15.3%。“家庭关系不和谐”占13.4%,“家庭地位不高”占12.5%,“家庭负担过重”占10.8%。

当下社会,家庭背景成为一道“隐形门槛”。我国社会本身是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社会,为代际继承提供了可能,也使得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观性。阶层流动受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而家庭先赋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则是社会结构封闭性的重要表现。透过数据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的隐形门槛作用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尤其是家庭关系资本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日益凸显。 (记者 常红)

(人民网 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