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敢插手房地产:都怕项目在自己手里出事
反腐深度发酵 房地产审批趋严
工业用地“变性”难度大增
本报记者 刘力图 广州、佛山、珠海报道
反腐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正在深度发酵,除了二手房市场屡现官员抛售房产,被视为利益输送高发地带的土地审批环节,也受到反腐风暴的席卷。
“现在卡得很严,官员都担心自己要承担责任,事情没有之前那么好办。”一家全国知名房企专门负责政府公关工作的管理者李深(化名)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在很多房企总部或地方项目的战略部门,像李深这样从事政府公关工作的人,一直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他们本身具备多方政府、社会资源,同时也得到公司众多资源的支持,其与政府的关系,有时直接影响项目的审批进程。
然而,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曾经“每日泡在饭局酒局里”的李深和他的团队,如今与政府打交道的范围大大缩小,获得特批的权限也逐步降低。对于种种变化,李深自嘲道:“事情办不成,恐怕要被老板炒鱿鱼了。”
工业用地“变性”难度加大
广东某市一拆迁改造项目负责人蔡晓(化名),正为如何让手上的“条子”发挥原有的作用发愁。
该拆迁项目近一半为工业园,当初蔡晓以工业用地价格,低价从村委会获取这个改造项目。“工业园拆迁成本低,如果都能转变为商住用地,价值翻十多倍都是有可能的事。”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为了使这部分工业用地转变性质成为住宅用地,蔡晓在前两年陆续打通了多个部门的关系,最后,他获得市委某高层人士的帮助,领导批下来的“条子”眼看能够发挥作用,然而,近期领导的更迭以及项目审批趋严,他预期的结果很可能无法实现。
按照他以往的经验,领导更迭并不会决定事情是否能办成,“对于原领导,关系继续维护,新领导关系需要重新搭建,这样的做法过去一直很管用。”如今,蔡晓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新上去的领导不愿接手原领导处理过的事情,都担心如果出事会算在自己头上。”
蔡晓称,工业用地“变性”的委托请求,以往以领导“一言堂拍板”的情况居多。如今反腐力度加强,让每个审批环节的相关负责人都感觉风声鹤唳,“现在查得非常严,大家都担心问题出在自己手上,所以事情特别难办。”
广东省国土部门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在拆迁改造项目中,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住用地的需求一直十分旺盛,土地使用性质的转变,是审批权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工业用地‘变性’,并非完全因为利益输送才有破格争取到的特权,事实上,政策也有相关的扶持,如引进大型商业企业进驻该区域,政府扶持特色产业项目等等,在转变土地性质过程中也会有优先权。”他说。
上述广东省国土部门人士称,以往政策模糊,相关审批部门也含糊对待,这里是隐藏着众多利益输送的灰色地带。由于现在的政策并不明朗,且反腐力度加大,即使有优先权,相关审批部门也会从严执行。
李深告诉记者,拆迁旧改中,工业用地性质转变为商住用地的委托过程中,牵涉众多利益。在他的操作经验中,往往有不少官员的利益与拆迁改造项目相关,他们本身也会委托开发商改变项目性质,如将与自己产权相关的仓库转为商铺,提高赔偿标准,或在自己的物业上抢建房屋,增加回迁面积等。“这些则成为开发商能够拉拢官员接受委托转变用地性质的重要筹码。”
李深坦言,如今这些做法难度加大了不少。近两年,广东不少高官落马都被牵出与拆迁旧改受贿窝案相关,所以拆迁改造项目对于官员来说,一方面能够产生灰色收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说不清的关系账”,缠上后很难摆脱。
违规获预售许可大幅减少
工业用地“变性”审批趋严,仅仅是反腐效应的冰山一角。目前,反腐效应已传导至市场供应层面。
广东珠海市一家房企市场营销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反腐影响之下,房企和政府部分人士之前共同认可的一些办法,如今实施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房企获得预售证的速度减缓,新盘供应量受到直接影响。
中原集团创始人施永青日前撰文称,以前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只要开发商肯付出一点好处,要拿预售批文并不难,有些地方,即使没有预售批文,但只要得到官方默许,开发商一样敢开盘售楼。近日,已没有官员敢随便开绿灯了。结果一些开发商无法提前回笼资金,有些被迫要借高利贷,很多专为开发商提供服务的合约商难以在开发商手上收到钱,三角债的情况再现。
“由于有关官员一点通融都不敢给,有些城市可能整个下半年都没有盘有条件拿到预售批文,结果,我们一早为开发商开盘所配备的人手,都只好闲置,白付工资,导致成本大增,经营困难。”施永青表示。
上述广东省国土部门人士告诉记者,在一些实行限价、限购政策的城市,严格审批对市场的影响会更大。之前开发商能在调控政策之下活得很好,是由于这些政策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现在空间已被大大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