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十年四千寒门学子实现人生心愿
“快乐,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过。”201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晋东南山区某村庄残缺的砖瓦围墙后,女孩怯生生地对着来访的记者说,窗外,不绝于耳的知了声甚至都压过了她的声音。
当时,她刚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专业也是她一心向往的医学,但她没有流露出多少快乐。成绩好、上海、名牌大学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画面,眼前大学的学费已经让她手足无措,她说“因为我……穷人。”
她说“穷人”这两个字的时候格外用力。
母亲患病,父亲打工受伤,弟弟也在上学,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那扎人的学费”。
4年后,电话那头的她常常用笑声来当做谈话的一个间隙。
她刚刚在上海一家医院实习完毕,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考研究生。还是依然将家人时刻挂在嘴边,尽管在谈起未来时,她还偶尔有当年那个怯生生女孩的停顿语气,有许多种假设,但紧接着她会自言自语地回答:“靠自己的能力吧”。在她眼中,4年前的那个圆梦行动,圆的不仅仅是梦,而是给了她一个确信的世界。
1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2005年3月,国务院第一次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自此,我国慈善事业开始迈入快车道。
也就在这一年的8月,本报记者在山西总工会里看到了一封求助信。信件来自吕梁市文水县一名烈士遗孤,一名刚刚以556分考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女孩。她考上大学后,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所以来求助工会。
“父亲的离去,使我的世界坍塌了,没有了父亲的鼓励和安慰,我心中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这名女孩在信中阐述了一个孤儿的内心世界,更写出了当她考上大学后,因为学费而感到的恐慌和绝望。
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主流媒体,牵手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帮助贫困学子上大学,成为本报发起该项行动的初衷。2005年8月9日,本报以“受困大学学费,烈士遗孤含泪求助”为题,报道了女孩的不幸遭遇,由此拉开了本报爱心助学的序幕。报道刊发后,女孩的遭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爱心人士纷纷表示要资助她上大学,她先后收到上万元助学金。本报以此为契机,推出了“关注贫困大学生”系列报道,当年,共有26名学子得到帮助。
2 爱心接力十年圆梦
2006年,本报携手山西省慈善总会,启动“山西晚报慈善助学行动”。此次活动,持续一个半月。这年助学,发生许多感人的事情,经本报牵线搭桥,香港影星郑则仕委托代理人与石楼一中12名学生签下助学协议,太原市国强建筑安装公司的史国强,愿意捐助6名大学生3万元。史国强是太原人,小时候家庭贫困,没能好好上学,成为他的遗憾。他与受助学生见面后,被学生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染,修改了助学计划,承诺资助6名贫困学子直到毕业。活动尾声,一名化名“平安”的女士捐出10万元帮助贫困学子上学。
2007年7月,本报首次与山西地方企业合作,启动“关注贫困大学生”助学活动。山西东方红品牌服饰公司、柒牌男装山西营销中心参加捐资助学活动。
2008年8月起,本报推出“国强建筑关爱学子”“爱心柒牌主角人生”等活动。太原市国强建筑安装公司及爱心人士刘鑫安、刘彬等连续3年资助贫困学生。
2009年,更多企业加入本报的“关爱贫困大学生爱心助学活动”、“王老吉学子情资助贫困生”成为本报联合山西省慈善总会举办的助学活动之一。
2010年,本报首次与山西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联手,举办了“圆梦行动”。这年,香港佛学会、湖南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山西黄河工贸有限公司、沁新集团、中国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耀良爱心基金、山西无界文化产业公司等爱心企业和个人捐献爱心款。太原市民白雨鑫,以家庭名义向圆梦行动捐款10万元。一位海外回国探亲人士,捐赠港币1万元。
2011年,本报与黄河电视台组成“圆梦行动”采访团,采写播发10位自强不息贫困学子的报道,打动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位太原退休教师看到报道后,捐了1000元。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捐出了500元。16名从温州来太原参加生存体验活动的大学生,捐赠了打工赚的3495.1元。
2012年,“圆梦行动”掀起高潮。香港的爱心人士李丽霞,代表香港“小黄花”公益团,捐助贫困学子上大学。“小黄花”是香港影星梁咏琪、杨采妮、李心洁、许茹芸创办的慈善团体。李丽霞年过八旬的母亲,也把自己的零用钱拿出来,捐助了一个孩子。
2013年,“圆梦行动”再掀高潮,102个企业和个人参加了捐资助学。贵州茅台集团向“圆梦行动”捐款300万元。
2014年7月28日,本报和山西省慈善总会启动“爱心圆梦·助学行动”。今年的圆梦助学,采取与往年不同的模式,首次邀请志愿者参与对贫困学生的家访。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筹集爱心善款47.6万元,帮助95名贫困学子走进大学校门。
3 爱心背后的温度
帮助这些贫困学生圆梦的,除了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爱心企业外,还有一些普普通通的爱心人士,他们在帮助学生圆梦的同时,与学生交换着自己的爱心。
王秀英大娘是大同的一位退休老人,退休后来在太原工作的儿子家探亲。2010年7月的一天,她无意间看到《山西晚报》登载有关爱心助学的消息,这让她回忆起,自己当年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的经历。第二天,她揣着8000块钱赶到报社。
当时,王秀英一个月的退休金是1300元,这8000元她攒了半年多,原本准备给孙子交学费。可在看到爱心助学的消息后,她没有犹豫,全部捐给了申请资助的贫困学生。不久,大学开学后,王秀英收到她资助的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受资助的大学生在信里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但是,王秀英始终没打过:“我回信,怕给她压力,不如彻底不联系。”
2011年7月,王秀英又一次向圆梦助学捐款6000元,帮两个贫困学生迈进大学校门。王秀英说:“就像车轱辘,想让它转起来,得先推它一下。这些孩子也一样,帮他一把也许会改变他的一生。”
另一位爱心人士雷先生也是每年都参加圆梦行动的“熟人”。2013年8月16日上午,雷先生在工作间隙随手翻阅当天的《山西晚报》,当看到“为供妹妹上学姐姐辍学打工”这篇稿件时,他的神情渐渐专注起来,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往下读。“那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雷先生说,文中姐妹俩的经历,让他想到了自己同样历经苦难的幼年时期。9岁时父母离婚,考上初中那一年,家里生意破产。“真的是倾家荡产啊,连做饭的锅都被人扛走顶账了。上初二时,为了100块钱学费,我父亲把全村都借遍了也没有借下,因为大家都怕我们家还不了。”此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好让爷爷、父亲生活得好一点儿。初三那年,经过与父亲的彻夜长谈,父亲流着泪同意了他退学打工的想法。此后,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雷先生拥有了自己的机电销售公司……“我当时没条件,现在看到有人缺钱上不起学,我哪能不管?”看完稿子,雷先生马上拨打了稿件后面的捐款咨询电话。“我是上午11点多打的电话,接电话的记者说这对姐妹已经有人捐助了,好人真的是很多啊……”
第二天,雷先生与妻子来到本报,从众多贫困学子中选出一位受助学生,捐了4000元助学金。“4000元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捐了就过去了,我真没把这当回事儿。”雷先生说。
今年8月22日,陪着女儿在老家过暑假的雷先生,得知本报和山西省慈善总会举行“爱心圆梦·助学行动”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再捐助一个孩子。8月26日,从运城返回太原的第二天,他与记者取得联系,第三天他再次来到本报,选中了河津市的贫困大学生裴林媛。
听说裴林媛的家访还未完成,雷先生马上给正在万荣县出差的两位朋友打电话,让他们抽空前去家访。当天下午5点,朋友通过微信将孩子家的照片发了过来。“我的两位朋友一个姓雷,是我的本家哥哥,另一个姓闫,是我的发小。做完家访后,他们都觉得很有意义,还说明年他们也想给贫困孩子捐些钱,或者继续做志愿者。”雷先生笑着说,有很多人不了解慈善,对参与慈善活动的人有各种质疑,所以他一再要求记者不要报道他的全名。“我做这些真的没有啥想法,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儿能力,就力所能及地帮帮别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雷先生说,他不光想把“圆梦”坚持下去,还想圆一些更大的梦:比如与几个朋友一起捐助一所希望小学,比如把村里废弃的学校改造成敬老院……
十年来,参与爱心圆梦活动的有国内知名的上市企业、明星,也有社会组织、到山西旅游的游客,更多的是像王秀英、雷先生这样的普通人,他们的爱心让在困境中挣扎前行的年轻人感到温暖和力量,他们也让公益的种子传播到了更多的土壤。
4 模式创新树立公益品牌
过去的十年,《山西晚报》共刊发300多篇圆梦助学的报道,“媒体报道—公益组织审核”一直是过去几年延续的传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本报记者深入到申请资助的学生家中进行实地探访,用笔和镜头记录了贫困学子的自强努力,用耳朵聆听他们的故事,然后将贫困学子的经历报道出去。而公益组织则通过自己的组织架构对贫困学生的申请资料和家庭情况进行核实,以确保资助款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
公益的道路也是一条创新的道路,为了“爱心圆梦”的公益品牌更加明亮。
今年本报的圆梦行动结合之前九年的经验,首次决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志愿者,参与到助学行动中,让他们走进每一个申请学生家中实地探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保障资助对象选择的公开公正。在2014“爱心圆梦·助学行动”启动之时,本报面向全省征集爱心志愿者。一周时间里,100多名热心公益事业、认同爱心助学的人士聚集起来,他们当中有五十多岁的退休职工,有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员工,也有正在上学的学生。同时,本报还组织了助学行动的志愿者团队、龙城义工等10支志愿者团队加入进来。厚厚的一沓“爱心圆梦·助学行动”贫困生家访调查表为活动提供了申请学生详实的资料,使得每一笔爱心善款的发放更加公开透明。
今年善款的发放也与往年单一的发放仪式不同,首次在全省地市设多批发放仪式,在方便爱心企业和受助学生的同时,将更多的情感融入其中。
今年的助学行动,本报群策群力,开拓性地进行了一次全新尝试:首次将单一的“爱心款发放仪式”扩展为“捐赠见面会”,邀请受助学生代表、志愿者代表和捐资方代表共同参与,在轻松、温情的气氛中让各方增加了解,沟通感情。第一次“捐赠见面会”,本报与山西博物院合作,让爱心人士和受助学生在一上午的“爱心寻宝”游戏中增进了解,获取知识。
我们还组织专家进行了“爱心讲座”,爱心企业特设“爱心免费午餐”等活动,从而使一整天的“捐赠见面会”始终在温暖快乐的气氛中进行。
紧接着,本报第二批、第三批爱心款发放仪式分别来到了运城市和晋城市,别出心裁发放仪式,不仅让学子们增进了了解,更让他们懂得了感恩。受捐助的学子们也成为爱心的传递者,有的也加入到我们公益志愿者的行列中来,有的也准备为公益慈善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山西晚报》一直秉承尽心竭力为大众服务的宗旨,始终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自2005年首度发起资助贫困大学新生活动,至今已十个年头。十年间,我们先后携手省慈善总会、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筹集社会爱心善款1950余万元,资助4400多名贫困大学生迈入大学校园。
“圆梦”的他们
王珍:我把工资给了奶奶
本报圆梦行动第一个受助学生,2005年,正是她的一封求助信拉开了本报圆梦行动的序幕。在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她顺利完成大学学业。2009年,她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山西省体育局下属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感言:1997年,我12岁,父亲参加森林火灾扑救行动,不幸牺牲。父亲生前曾多次叮嘱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2005年,我参加高考,考取了西安外国语学院。但我上大学的费用,让全家人一筹莫展。
当时,一个亲戚告诉我,可以向社会和新闻媒体求助。于是,我写了求助信。没想到,山西晚报很快派记者到文水县对我进行了采访。
我记得,2005年8月9日那天,山西晚报发表了“受困大学学费烈士遗孤含泪求助”的报道。几天后,我的一个亲友接到山西晚报记者的电话。记者说,报道见报后,社会反响强烈,不少人拨打热线电话询问我的情况,表示愿意资助我上大学。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大学4年来,我从没有为学费担心过。2008年,升入大四后,我想继续读研究生,并且选报了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我当年上大学遇到困难,正是因为山西晚报记者的采访报道,社会上的好心人才知道了我的困难。在我心目中,记者这一职业特别神圣,记者们手中的笔有神奇的力量。因此,我想将来从事记者职业。
遗憾的是,我最终没能通过考试,没有实现自己的记者梦。
2009年7月下旬,我报考了山西省体育局下属一家事业单位的岗位。考试后,我的总成绩排第一名。
2010年1月,我正式走上工作岗位。第一次发工资,我把一半收入给了奶奶,奶奶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她后来硬是把钱还给了我,让我给自己买几身新衣服。
过去十年,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也很幸福。爸爸妈妈如果现在还活着,肯定也会为我高兴。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社会给予我许多帮助,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曹凯龙:我给家里买了新房
本报2006年报道的受助学生,当年他因为父亲去世,母亲身患癌症,考上大学后,只能卖掉家里仅存的破旧老屋来筹集学费。在参加本报圆梦行动后,他受到了资助。如今他在一家大型风力发电企业就职,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全家购置了新房,在准备自己的婚事。
感言:在那段最困难的时期,是《山西晚报》资助贫困生上大学的活动给了我机会,是好心人用每年5000元的爱心款,帮助我完成了大学学业。
我在《山西晚报》的爱心资助下进入大学,妈妈在家人和亲戚们的劝慰和帮助下,顺利进行了手术。我考取大学的次年,弟弟也顺利进入大学。考虑到妈妈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在我和弟弟及家人的多次劝说下,妈妈又重新找了伴儿。近年来,她和继父先是一起外出打工,后来又在太谷县城租了个摊点卖菜,以供我和弟弟上学。
上大学期间,我一直努力学习。大学毕业后,我很快被一家大型风力发电企业聘用。我从值班员做起,到主值班员,再到值班长、专工,如今我已经成了企业的一名骨干。
因为十多年没人住,当年山西晚报记者见过的那座破屋子已经倒塌。为了让妈妈和继父过得更好,我用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钱,再加上妈妈的一些辛苦钱,在老家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村中改造房,一家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新房,而且还是楼房。
如今,我对自己的生活、工作都很满意,并且我还有了女朋友,过一段时间我们将会步入婚姻的殿堂。但不论何时何地,我始终不忘《山西晚报》和爱心人士对我及家人的帮助,是社会上的好心人让我的家庭重新焕发生机,是他们让我的一生找到了奋发的支点。
责任编辑:刘振刚 审核:刘振刚 审定:张建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