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有两次机会能当父亲 因何事未能如愿？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27岁）与邓颖超（21岁）喜结连理。历经沧桑五十余载，俩人始终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用邓颖超的话说，他们终爱如初的“秘诀”就是：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

    遗憾的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工作和险恶环境，使周恩来、邓颖超失去了做父亲、母亲的机会。

    本来，邓颖超曾经两次怀孕。

    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邓颖超（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广州协助何香凝女士开展妇女工作。她在医生检查以后知道自己怀孕了，心里很慌乱：周恩来率军东征在外地，妈妈也不在身边，妇女工作又那么忙，哪里还有时间带孩子呀？年青的邓颖超想来想去，就自作主张，悄悄服用中成药打胎流产了。事后，杨妈妈责备她不懂事，邓颖超也懊悔自己太轻率太幼稚了。

    第二次怀孕到1927年3月预产期时，周恩来正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在广州分娩了一个男婴，不幸的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有成功，当时还没有剖腹产技术，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使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害，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更可恨的是当时遇到广东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只能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坐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香港，又经过几天海上颠簸，到达上海找周恩来，人已经虚弱得不行了。休养半月后医生检查告知，由于产后疲劳过度，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怀孕了。此后，邓颖超再也没有怀孕，成为遗憾。

    但他俩把更大的爱给予了身边的孩子们：对于周恩来两个弟弟、几个堂兄弟和邓颖超的晚辈们亲爱而不溺爱；对于工作人员的孩子们关爱有加；对于烈士子女更加倾注了“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父爱和母爱。他俩养育了孙炳文、李少石、李硕勋、蔡和森、钱壮飞、张采贞等烈士的儿女，并认了叶杨眉（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孙维世（孙炳文烈士之女）、谌曼里（父亲谌志笃是周恩来早年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时的组织者和第一批社员之一）作“干女儿”。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逝世，长安街上的哭声惊天动地，大江南北的哀思泪水如潮。1月下旬，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收到了天津市红桥区服装二厂73名青年工人寄来的一件小棉袄和一封信。工人们说：有句俗话“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周总理和邓妈妈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但是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咱们不就是他俩的儿女吗！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周恩来、邓颖超就共同约定，死后不要保留自己的骨灰。宋庆龄女士在悼文《怀念周总理》中写道：“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是啊！周恩来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又似乎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