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煤炭印象” 一座都城正成就临汾新形象

　　9月15日，第二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省文博会)圆满收官。7天时间里，临汾展厅共计吸引游客客商参观十多万人次，现场成交和达成交易意向总额2000多万元，几天时间难以让人深刻体会临汾厚重的历史文化，但至少开启了一扇重新审视、了解临汾的窗，昭示世界，告诉人们——

　　陶寺遗址，一座存在于4000多年以前的城邑，一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规模空前的城址，其由宫城和外郭组成的双城制模式，奠定了后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构架。现代人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上古时代，在没有大型设备辅助的当时，如此宏大规模的都城究竟怎样构建，更无法想像这样一座上古时期的城邑，外围耸立着高大的夯土城墙，内部已经规划分明地布局着雄伟壮阔的宫殿区、规模庞大且等级森严的墓葬区，独立完善并有专门守备的大型仓储区，阶级和阶层区划严明的居住区，技艺娴熟并由官方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以及无比神圣庄严的祭坛和天文观象台……功能区划齐备合理，俨然已成气势宏大的中土“王都”，成为乡野敬仰的权力中心，四方向往的首善之地。

　　在陶寺的墓葬区，王级的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彩绘蟠龙纹陶盘，蟠龙以红白彩描绘，周身遍饰红鳞纹，巨口张开，利齿毕现，既是帝尧邦国的图腾，又是典籍所载“赤龙生尧”的注释，被认为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形象之一；遗址中，考古学者找寻到书写于扁壶残片之上、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文字，“文、尧”这两个比甲骨文还早500多年的汉字，成为帝尧邦国文明的原创标志和初始记录；在宫殿群的夯土中发掘出的装饰戳印纹的白灰墙皮和陶板瓦残片，彰显了当时宫殿建筑装饰的恢弘奢华，而后者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板瓦；除了质地精美、制作考究的玉钺、玉琮、玉圭、玉璜、玉兽面等代表着军权、王权和神权的礼器，陶寺贵族大墓中还埋藏着用以“通伦理、明礼仪”的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上古乐器，其中铸造精美的铜铃是目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古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它的铸造方式表明在4000多年以前，陶寺先民就已经可以用内外模具组合铸造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成为后来中国青铜文明的技术基础。

　　陶寺城址及墓葬中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精致，是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崇尚军权和王权的王国。充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陶寺遗址不仅是目前国内文化内涵最丰富、研究期望值最高的一座古城遗址，而且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越来越多地同有关尧舜的文献记载相印证。《水经注》言：“尧都平阳”。没有任何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在年代、地理位置、规模和等级以及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与唐尧之都如此契合，与“古平阳城”如此一致，“尧舜禹传说时代”已不再仅仅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确凿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负责人王巍表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地拥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尧都平阳”已成定论。

　　承载着帝尧邦国的百年沧桑，陶寺遗址作为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认的最早进入到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遗址。城，就是某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城就是国家的物化标志。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更为强大的管理机构，证实早在4300年以前，当时社会就已经突破了氏族部落阶段而进入初期国家阶段。因此，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存在，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标示“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

　　陶寺贵族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王墓中出土的漆圭尺，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圭尺通身漆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1号至第11号色段长约40厘米，合1.6尺，正是《周髀算经》所记载的“地中”夏至晷影标准。以此理论夏至影长，表明陶寺很可能对外宣称其地为“地中”，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进而使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含义，成为“最早中国”所在。此外，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而基于此，圭尺也便作为王权的象征，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并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

　　著名考古学家、我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通过“文博之门”进入主展厅，根据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复原的13根高低不一、弧形排列的方柱就赚足了游客眼球。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寺遗址及古观象台的考古发现是对中国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研究重要的实物例证。12道观测缝，每个缝隙为1个节令，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2号缝为冬至；12号缝为夏至……从观测点可观测到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节令，既展现了我们的祖先为农时服务，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还体现出当时王权对于天文历法的控制。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比位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早了近500年。而史前陶寺人据此制定的历法，是当时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观象台的发现同时也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性。

　　事实上，在陶寺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宫殿形制、农时节令历法的发明、汉字的使用、“天下之中”观念的确立等等，都被后来的夏、商、周王朝的王国文明所继承，都是我国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这些遗存，在唐尧古老王国的肌体上迸发着文化精神的光芒，有力地资证着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决定着中国历史的长度和文明的时段，成为实证华夏5000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陶寺是目前不可多得的将历史与考古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它表明晋南、陶寺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它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它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和甘露。我们找寻上古的历史，就是在发掘华夏文明的根系脉络，探索传统文化的最初起源。尽管，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创制于尧且沿袭至今的历法、礼制等诸多精神财富，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陶寺，这片隐匿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尘封京华，用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给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以最充分的理论诠释和最合理的历史定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资源丰富……诸多美好的词语，都是山西从远古传承、从祖辈继承、从世代秉承而来。陶寺，便是根源，便是发端，便是始祖。

　　至今，我们的教科书里古老中国有信史可循的起源，仍被界定在了夏商。唯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课本能够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把帝尧所创造的文明昭告世界——告诉人们，帝尧的都城在陶寺，最早中国在陶寺，华夏文明的起源也在陶寺。一如国家文物局在其编撰的《文物三字经》中对陶寺遗址的描绘：北陶寺，有大墓。出龙盘，出鼍鼓。击石磬，配乐舞。持玉钺，兴军旅。古国家，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