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来自“真知道”

　　戏剧大师曹禺认为任何艺术都不能超越自然，作家必须下功夫研究生活，对生活要“真知道”，真正有感觉才能写。创作必须真有浓厚的兴趣，必须感到写作的愉快和乐趣。认识并重温关于创作的这些论述，必将有利于我们创作出文质兼美的优秀剧作。

　　对北京人艺的剧作家们，曹禺规定了创作要做到“三不写”。其一，“言不由衷的话，不要写”；其二“不熟悉的生活，不要写”；其三，“熟悉的生活，但是在没有从中找到你相信的道理来，并且真正想通了的时候，也不要写”。他还说：“观察人不能只看一眼。写人不能只写一面，要写好多面。要从人物的表面写到他的内心，从他的此一时写到他的彼一时。”

　　“一切戏剧都离不开写人物，而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人的心理、人的内心隐秘、内心世界的细微的感情写出来。一切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他坚持剧作家下功夫研究生活，这也体现在他对戏剧作品的评价中。

　　1981年是武汉京剧创作活跃的一年。湖北省京剧团继京剧《一包蜜》之后，又创作了新编历史剧《徐九经升官记》（郭大宇、涂志淦编剧）。是年赴京演出，誉满京华。返汉公演，再次受到武汉观众的称赞。曹禺观看了湖北省京剧团新创的剧目《徐九经升官记》，对此剧别开蹊径地塑造了徐九经这一丑角清官的艺术形象赞不绝口。他尤其指出这个戏在人物塑造上的独创性，指出这个戏不同于那种表现不畏权势、为民做主的“青天”戏，它具有特殊的位置，带有时代气息。写戏写人，写人写心，曹禺同时又指出此剧在人物心理开掘上的不足：“我觉得徐九经做梦那场戏，在良心与昧心的问题上，还是可以写得深一点。”

　　曹禺十分关注生活，关注人民，思考生活。1980年至1981年间，曹禺频繁来往于上海、北京。他深感改革开放的中国艺术创作需要写普普通通的人，诚诚恳恳地写许许多多实在的人。在此期间，他有一个很深的感想，关于中国的未来，思考现在的社会。曹禺尤其感到兴奋的是，1981年在上海首届戏剧节期间，他看到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在戏剧创作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他尤其由衷地盛赞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演出的大型话剧《路》。该剧由青年工人作者贾鸿源、马中骏创作，苏乐慈导演，主要反映了以筑路工周大楚为代表的当代新人不甘落后，决心扫除旧习，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筑起一条通向明天的心灵之路的故事。在见剧组人员时他说：“这个戏给我的感触极多，打动了我。你们在戏中搞了一个极好的矛盾，塑造了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普通的马路工人形象，使我们懂得了‘只有卑贱的人，没有卑贱的工种’。它将引导我们走一条更有意义的‘路’。所以我就特别感到，你们把马路工提到‘现代人’这样一个高度，正是适当的位置。我觉得不只是台词写得好，而且你们告诉了人们很深的人生哲理，即怎么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人的问题。你们没有教条，也不像肖伯纳动不动用老师的态度把下面听戏的人痛骂一通，而是确确实实地打动了观众。”

　　创作选材必须坚持从深有感受的真实生活出发，将作品的倾向融化在人物的命运描写之中。剧作家写剧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写什么”，即作品反映的是什么题材。老舍在《题材与生活》一文中，明确指出剧作家选材“应是真正熟悉的材料”。《茶馆》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选择的是自己烂熟于心的题材，在生活中深有感受的题材。它又一次证明了如曹禺指出的——创作一定要剧作家对生活“真知道”，是作品获得成功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今，各种电影、电视剧充斥荧屏，但越来越多的观众却感觉一些电影和戏剧、电视剧里演的故事情节和内容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一些电影、电视剧的剧情和人物脱离现实，根本没有反映出广大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态，无法唤起观众内心的共鸣和亲切感。

　　有一部一度热播的抗战历史剧，甚至有这样的情节：懂日语的抗日游击队员只要动动嘴皮子，设卡日军就乖乖放行；我军几颗手榴弹就把日军飞机炸毁了。真正的抗战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吗？年轻的观众忍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

　　针对当前不少电视剧、电影、戏剧的剧作者心态浮躁，胡思乱想，人物情节严重脱离生活，胡编乱造，我们提出“回归曹禺”“回归老舍”，认真学习曹禺、老舍和北京人艺艺术家们创造的真正的经典《雷雨》、《茶馆》的艺术经验，岂不更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恒久的借鉴意义？（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曹树钧  ，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