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党的刑事政策与国家实体刑法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刑事政策是实体刑法的导向和依据，实体刑法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条文化。刑事政策可以转化为刑事法律，刑事法律是司法办案的直接依据。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实施中，依然起着指导作用。在刑事法律尚不系统、覆盖面还不完整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刑事政策在法律未及领域成为司法办案的依据。在制定和实施刑法典之后，即刑事政策系统化为实体刑法之后，刑事政策才不作为司法办案的引用依据，而是作为理解刑法精神和诠释刑法条文内容的指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经历了主要依靠政策到主要依靠法律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明确提出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这个政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一系列刑事条例中都有鲜明体现。1979年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进入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新时代。1981年中央提出，“要实行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严打”方针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是党和国家对当时社会矛盾加剧、诱发和滋生违法犯罪因素增加、犯罪率不断攀升趋势的一种强烈反应和应急之策。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完备、最系统、最具有时代气息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法典。这部刑法典科学地概括刑法的基本精神，明文规定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党的刑事政策在这部刑法典中得到了系统、完整、权威的体现。

    进入21世纪，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呼声日益高涨，法治文明不断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我国刑事政策有必要作出适当调整。

    200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5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进一步阐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这一政策更具现实意义。应立足于当前社会治安实际，审时度势，用好这一刑事政策。一方面，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全面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对失足青少年，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符合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不仅对于刑事司法，而且对于刑事立法，都有重要意义。就刑事立法而言，自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8个刑法修正案。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得淋漓尽致。该修正案一方面作了一系列趋严的修正，如增加7个新罪，扩大10个罪的构成要件范围，提高、增重8个罪的法定刑，扩大特种累犯的范围，提高无期徒刑犯减刑、假释需要实际执行的年限等；另一方面也作了不少趋宽的修正，如取消13个罪的死刑，对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对未成年人犯罪进一步从宽处理，对怀孕的妇女犯罪也进一步从宽处理，还增设“坦白从宽”制度，对假释需要实际执行的年限作出例外规定，以及降低两个罪的法定最低刑等。

    继《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从2014年10月起开始审议。我们深信，该修正案也会全面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好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将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