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热退烧 是喜还是忧

　　公务员考试，本来是一次普通的选人用人考试，多年来却被称为“国考”，竞争激烈程度无与伦比，“千里挑一”“百里挑一”成常态。近一两年，随着反腐程度的加深，在“三公”经费压缩、养老保险、车改等改革背景下，公考逐渐“退烧”。2015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创5年来最低考录比16.7∶1，而就在一年前广州市的考录比是106∶1。有人称之为“断崖式‘退烧’”，其实断崖倒是未必，而稍微“退烧”才是恢复了一点常态。

　　从国际规律来看，公考“退烧”是必然的、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而从中国的就业情况来看，这种“退烧”还不会一步到位。

　　公考“退烧”，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让人欣喜的。首先说明，公务员正在从一种特权行业向普通职业蜕变。其实，公务员这个职业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每个国家或地区都会招录公务员，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类似我们国家的“公考热”。据统计，我国大学毕业生有76.4%愿意当公务员，而美国是3%，法国是5.3%，新加坡只有2%；在日本，当公务员的意向要低于木匠和面包师；在英国，公务员进入20个令人厌恶职业之一。

　　人类的本性导致人们在选择职业时的趋利性。在国外，公务员之所以并非是年轻人喜欢的职业，究其原因，无外乎待遇差，油水少，法纪严。而在我国则正好相反，公务员不是一种普通职业，更多的是一种职权和待遇的象征，因为只有先成为公务员，才能成为“官”，“官”就代表着一种权力和待遇、地位与声望。其具体体现为运权、管人，其中包含着一种权力本位意识。

　　公考退烧，同时也说明腐败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治理或者震慑。梅德韦杰夫曾经说过一句话，“公务员受欢迎程度就是腐败水平，青年争当公务员，说明政府腐败很严重。”如果从这句话来反推的话，那么公考“退烧”就说明腐败正在得到有效控制，或者说公务员的潜在好处已经减少、正在减少或将要减少。全民崇尚“官”，拼命往公务员队伍里挤，并不是大家都想为人民服务，也并非是为了政治抱负，好多人是因为这个职业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隐性光环和利益，比如稳定的饭碗、高福利，以及体制内的优越感，才选择进来的。而今，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打虎拍蝇”日益成为常态。“为官不易”的慨叹也或多或少地会影响青年人的选择。其实，为官不易早就应该成为常态。

　　当然，公考“退烧”也有让人担心的地方。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之下，社会治理主体并不成熟，各种民间团体的自治能力尚不发达，虽然“小政府、大社会”的倡导喊了很多年，各方面也在这方面不断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公考“退烧”伴随着公务人员的素质下降及其伴生的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则令人产生更多的担忧。

　　不得不说，在我国，公务员群体是一个精英群体，这个群体是最有理想抱负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高学历、有才能、有担当，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确是幸事。同时他们也非常辛苦，他们为了各项事业的发展，深谋远虑、殚精竭虑，在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领域，都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群体出了一些腐败分子而否认这个群体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他们也是人性上的普通人，有些人也讨厌腐败，也会对腐败大加挞伐，但同时却又对不正常的物质利益有所艳羡而不自觉地被裹挟其中。也正是因为他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的腐败才让人倍感痛心，他们的蜕变才给社会发展和人们心理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那么，当公考“退烧”，是否高素质的人才也随之散去？同时，留下来的人是真正热爱这个职业并适合这个工作的吗？

　　眼看，2016年的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就要来了，公考是否真正“退烧”，还有待考量。但毋庸置疑的是，要让“公考”真正恢复常态，还需要加强各种监督机制的建设，让公务员们习惯戴着镣铐跳舞、戴着镣铐做事。权力不是去捞好处，谋私利。理性地认识、理解权力，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基础。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它给政治精英提供公共服务平台。

　　2006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的警察们到当地一家脱衣舞俱乐部查黄时发现，他们逮捕的一名俱乐部“看门人”竟然是他们的市长！55岁的高地市市长戴尔·斯帕克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入不敷出，只能靠当兼职门房补贴家用，缴纳自己的医疗保险费。斯帕克斯宁可选择夜间去给脱衣舞俱乐部当兼职门房，而不敢动丝毫的贪污心思，怕的就是无数双纳税人大睁着的监督眼睛和联邦政府设定的严密的监督机制。为什么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那么难？阻力主要来自于“官意”——部分官员的心意。就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个人收入和财产属于隐私，但是对于掌握公权力而且可以支配公共财产的政府官员来说，这就不完全是个人隐私了，或者说，这就是政府官员不得不放弃的部分隐私权，因为公众对此有着正当合理的知情权。只有持续的社会监督，才能使人们逐渐不愿当“官”，也才能让公考“退烧”常态化，而这也必然有利于各种人才到国家社会发展最 需要的和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去。